文字新浪潮

我們最後的留學時光

2012-01-15T04:07:00.000-08:00

海報設計黃毓喬

沒想到片子快完成的時候，大選也快要結束了。不管誰當選，只希望是一個真正美好時代的開始。我們都悲觀太久，也厭倦了總是得選邊站，即使選了邊，政府還是不會站在我們這邊，而是財團那邊。其實年輕人要的很簡單，不過就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也許我們身邊什麼都沒有，但至少，時間和熱情，還站在我們這邊。

我的這部作品，獻給留學生，獻給所有年輕人﹣

也許剛畢業的時候，有一點點的困惑，有很多的彷徨，但請記得自己的眼神，然後告訴自己這句話：不是心中缺乏恐懼才叫有勇氣，而是，即使感到恐懼還敢面對它。

不敢說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但一定是花最多時間和心力的作品，請拭目以待。在此同時，不妨加入官方頁面，收取最新花絮和動態吧！

公視首播日期會儘快和大家報告！

https://www.facebook.com/ourlastunidays

A quiet snowy morning

2012-01-01T13:04:00.000-08:00

On a snowy morning, I walk through a town.
Footstep is quiet, my mind is not.
The year is new, the world is not.
I stop to gaze around.
Nothing is seen,
but everything stays where it has been.

我的電影人一日遊

2011-12-14T04:12:00.000-08:00

前言：這是去年我剛開始紀錄片創作前，老師Dr.Nick推薦我去的一個研討會心得。現在才在網誌分享的原因是，此文是當初連載cue電影生活誌專欄的其中一篇，當下不好放上來，後來也就漸漸忘了這篇文章的存在。再加上，我接下來會寫篇文章，關於上個周末六日兩天，參加的蘇格蘭紀錄片協會新導演訓練研討營，與此文有點關連，便先在此分享。

（本文刊登於cue電影生活誌）

經過了整個八月那樣，規律到趨近偏執的發文頻率，夏天的結束，九月的到來，事情開始起了變化，不是生理也不是心理上的，而是周圍人事的變化。

首先是跟我的新任指導教授Dr. Nick開會，他有著濃濃的蘇格蘭腔，卻非常好懂，第一次會面前，我在他位於13樓的辦公室門外等了20分鐘，坐在椅子上，有點像是等門診的病人，原本以為被放鳥，大概是自己的提案不夠好，像是病情沒救似的，Doctor臨時反悔，邊等邊想自己哪裡寫不好，越等越沒信心，直到一個長得像中年版Gerard Butler的人從遠處走向我，力道十足的和我握著手後，我才確定自己似乎還有救。和Dr.Nick聊了一個多小時，相談甚歡，他要我參加一個紀錄短片比賽，跟數位媒體有關，在那之前，有一個workshop，算是說明研討會之類的，也要我參加，似乎能在裡頭學到些東西。

學校還沒正式開始，我就感覺身旁的事情已經動起來了。

幾天之後，我一早到了workshop的地點，原來是間挺高級的商務旅館，跟櫃台小姐說明來意後，顯然不太清楚狀況的她，叫我到旁邊的bar，說是有一群人在開會，到了那才發現，全是西裝筆挺的生意人，有點疑惑的我拿著入場卷，回到大廳，碰巧一位穿著格子襯衫牛仔褲，滿臉落腮鬍，打扮像極了Jamie Oliver的英國人，名字叫Paul，在非營利的數位媒體機構工作，看到我手上的入場卷便跑過來哈啦。他也被叫去那個bar，也看到一群西裝筆挺的生意人，直覺不可能。

They don't smell like filmmakers.

他挑著眉毛跟我說。

後來搞清楚會場原來在頂樓，我們便一同坐上非常搖晃的電梯，肚子開始咕嚕叫，除了飢餓感之外，也開始有點緊張，我會被帶去哪呢？真的不知道。

電梯門一開，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桌子，像西式自助餐那種排法，桌上是高級飯店常見的自助早餐，麵包、咖啡和茶，旁邊就是露天陽台，以及一間全玻璃隔間的會議室，會議室另一邊的落地玻璃，有無懈可擊的風景：愛丁堡城堡十分逼近的矗立在眼前，城市的屋頂連綿成精彩壯觀的天際線，好看極了。裡頭的人清一色是英國人，大致分為兩種人，中年左右的專業電影或多媒體工作者；以及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大概是身為亞洲人的關係，從外表上，我看起來最年輕，不過心裡卻感到一陣心虛。

正式開始前，所有人都端了杯咖啡或茶，站在露天陽台上聊天互相認識。這種社交密集的場合我不是沒碰過，但裡頭全是英國人且一個人都不認識的社交場面，一開始倒是讓我壓力倍增，幸好主辦人之一的Grant Keir先生，親和力十足的跟我閒聊，稍稍讓我放鬆了點。

後來還介紹些人給我認識，其中包括蘇格蘭紀錄片協會的Flore小姐，她是全場除了我之外的非英國人，出生在法國，英文說得很好，長得很漂亮，有Penelope Cruz的味道。她說假如我有任何作品，歡迎跟她聯繫，語畢塞了一張名片到我手上，瞬間覺得自己似乎正在建立一種，隱形又確實存在的連結，我當下想到Dr. Nick告訴我的，去那裡就是認識人的啦！收起名片，同時也收拾了緊張的情緒，準備開始長達一整天的workshop。

我被分在業餘影片工作者的組別，胸前的名牌貼上一顆黃色的星星，我用一種敬畏的心情，望著其他貼著紅色星星名牌的人們，他們是職業級的，我可要睜大眼睛好好學著。上午的時間，我們大致討論科技對於人們生活的變化，坐在我旁邊的Simon，在愛丁堡當地指標性的藝術電影院Filmhouse工作，能夠免費看所有的電影，我們交換了許多想法，關於科技對於日常生活的衝擊。午餐時間，原本以為得自個去外頭解決，沒想到會議室門簾拉開，琳瑯滿目的高級自助午餐又擺在眼前：有比薩、春捲、三明治、串燒等等，後來下午茶時間，還有巧克力泡芙與奶茶，我簡直有種受寵若驚、倍受禮遇的感覺。

我可是一毛錢都沒給。

下午時間，3人一組，透過一種用便利貼來思考的技巧，讓小組發想出富有創意的影片點子。譬如在便利貼上寫下欲拍攝的地點，寫越多越好；欲拍攝的主題；欲拍攝的風格，如此三種分類再隨機組合，產生一個故事。

我一開始抽到圖書館、戴上能隱形的戒指、愛情喜劇（Rom Coms）。

也許是平常愛看電影和愛閱讀寫東西的關係，看到這三個關鍵字，很自然就有一幅畫面浮上腦海，當下很迅速的把一個概念表達給組員，他們似乎都很喜歡，也因此讓我對故事能夠超越不同語言文化的力量，更有信心。我們總共創造了7個故事，最後兩個英國男生一致認同，選擇我講的這個圖書館愛情奇幻故事，取名為【InvisiBoy】，在諧音與意義上玩弄了一番，並馬上pitch給其他在場所有人聽。一開始講解整個概念，我有種像是在第四台賣中藥的感覺，總覺得有點虛幻，不過看到台下反應不錯，還會被我逗笑，也漸漸相信自己可以，發表完後，幾乎都是正面回應，也讓我們3人開心互相擊掌。這種創意發想過程真的非常有用，透過brainstorming 和關鍵字隨機重組的方法，確實創造了很多，平常自己獨自開發不出的點子。

結束一整天的workshop之後，回想起來，確實是個令人無法輕鬆的場合，剛開始甚至還有想逃避的念頭，但心裡總提醒自己，躲回舒適圈是非常懦弱且沒有幫助的行為，事實證明，非母語背景讓我一開始總是提心吊膽，唯有勇敢面對且放鬆心情，常會在最後有種，原來沒這麼恐怖嘛的釋懷。確實沒有那麼恐怖，一整天下來，沒花半毛錢的我，吃得肚子飽飽之外，學了很多，認識了很多人，也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剩下唯一的問題大概就是，又要開始煩惱該寫些什麼心得報告給Dr.Nick了。

真正的“夢想家”

2011-12-04T03:38:00.000-08:00

一群瘋子做瘋事感謝大家相助李永豐撲地致敬

2011-12-04 01:31

中國時報

【汪宜儒／新北市報導】

　「紙風車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完工前夕的午後，兩百多位贊助者、發起人同台歡聚，在感恩會上笑談五年來參與三一九的經驗，現場滿溢大夥的驚奇與感動，在紙風車演員的帶領下，全體還一同高喊《紙風車幻想曲》演出中，唐吉軻德砥礪自己堅持往前邁進的「呼.哈！」口號，氣氛嗨到最高點。

　被眾人笑罵是「瘋子、罪魁禍首」、發動這項計畫的李永豐，對此動人場面完全無法掩蓋激動情緒，最終眼眶滿溢淚水，深深鞠躬一拜、五體撲貼在地，向在場所有與會者致上最深的敬意與謝意。

　「我不知道老天可以對我這麼好，讓你們這麼多的兄弟姐妹，就像是菩薩、天使、上帝一樣，一直圍繞在旁邊，一起完成這件事」，李永豐感性地說。

　李永豐說，「三一九」一路走來有太多困難與辛苦，除了經費籌募，惡劣天候、偏遠場地等狀況，以及演員披星戴月的舟車勞頓，「因為颱風，我們一整組人在小琉球困了四天，食宿就多花了百來萬，在新竹尖石還被警察開勸離單。」

　此外，行政人員屢屢被辱罵為詐騙集團，協調過程中也曾被人以國罵「洗臉」刁難等，他說：「一票年輕人這樣日也操、夜也操，真的很不容易！有人說台灣的年輕人是什麼草莓族，無影啦！這些年輕輩的絕對可以撐起一片天！」

　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柯一正，代替人在美國而未能到場的發起人吳念真，給所有人一個感謝擁抱。他激動地紅了眼眶說：「這天是最重要的一天，感謝每一位贊助者與發起者的力量支持，讓我們從第一里到萬里，更重要的是，這活動讓全台每個鄉鎮地方上所有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都聚在一起，一起相助。」

　贊助者國票綜合證券董事長洪三雄，笑說自己當年只是礙於情面，所以願意「當一次憨人，試試看，看這幾個瘋子做這件瘋事會怎樣」，想不到，他們一路就真的走了過來。他認為「這些瘋子正是帶動台灣走向不分藍綠，和諧，且看得到未來的境界。」

　他希望萬里演出後不是句點，而是新的起點，「就算我知道李永豐的新起點，一定也是盤算我們荷包的計畫，但我們願意。」

　明基友達集團董事長李焜耀說：「台灣社會不缺善心，可是比較缺乏偉大的機制，紙風車三一九不但讓善心充分送到該接受的人手上，更轉化成小孩子的微笑、成了有希望的未來。」

　律師陳玲玉回憶，當年聽到這個瘋狂的計畫、說要把國家戲劇院規格的兒童劇帶到每個鄉鎮，覺得紙風車是個瘋人團，「但五年下來，他們讓我好感動，沒有政府的分文補助、沒有富爸爸，但有恆心完成了，我再也不敢笑他們是瘋子。」

楊德昌電影“一一”裡飾演"美國"的李永豐！！真正的“夢想家”!

我一直相信讓台灣真正向上提升的，不是嘴裡說愛台灣的藍綠政客，或以文化為名宣傳為實的空洞慶典表演，以及沒有長遠規劃只是拿來做政績的硬體建設。有一群“瘋子”卻是默默不求名利權勢不計代價，用行動愛台灣。沒有政治正確，沒有偉大理念，純粹只是想看到孩子們的笑容，因為孩子間沒在分藍綠，笑容是沒有顏色的。

180度旋轉椅上的自然風光

2011-12-01T02:17:00.000-08:00

【李姿慧╱台北報導】「太平洋和太魯閣峽谷，將是獨步全球的旋轉劇場天然布景。」花蓮縣政府昨宣布，將耗資三十億打造結合太平洋和太魯閣峽谷自然景觀的國內首座頂級國際劇場，觀眾席可旋轉一百八十度，最快二○一三年底前啟用，票價二千元起跳。

花蓮縣長傅崐萁昨宣布，將在立霧溪南口耗資三十億元打造「太魯閣國際觀光劇場」，連同園區共將投入五十億元，並請賴聲川導演和姚仁喜建築師設計劇場表演和園區劇場建築。

姚仁喜賴聲川跨刀

曾代表台灣參加義大利威尼斯建築展的建築師姚仁喜表示，劇場最特殊之處就是擁有獨一無二的雙舞台及旋轉觀眾席，舞台後方主牆面開啟後會先看到太平洋，椅子旋轉一百八十度後，另一個主牆面開啟後，則是中央山脈和太魯閣峽谷，大自然景致成舞台布景。賴聲川說，表演內容除類似百老匯音樂劇演出型態外，另會邀國內外歌舞劇和音樂劇等表演團體演出。
據花蓮縣政府規劃，劇場將有八百席觀眾席，票價約二千到八千元不等，園區內另設計可容納二千五百人的多功能戶外劇場，也會有商店街和街頭藝人表演區，並有一家五星和一家六星國際海景飯店進駐。

預估後年底前動工

花蓮縣政府表示，預估一年半內完成設計和環評，後年底前動工，也有納入花蓮的颱風和地震等安全考量；預估觀光劇場最快二○一三年底前營運，每年將帶來至少六億元門票收入。
台北藝術大學校長朱宗慶表示，花蓮找到很強的文化和建築專家，文化結合觀光的成功機會很高。台北民眾楊先生說，很吸引人，但票價略貴，會讓人卻步。

太魯閣觀光劇場規劃

◎特色：
˙國內首座國際觀光劇場
˙室內劇場舞台後方主牆開啟可看中央山脈和峽谷，及太平洋海岸
˙全球首創山、海雙舞台與180度旋轉觀眾席設計
◎佔地：100公頃
◎耗資：30億元
◎時程：
˙1年半內完成設計及環評
˙2012年底前動工
˙2013~2014年前完成
資料來源：花蓮縣政府

看完這則新聞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想笑，然後想了幾秒，又開始想哭。我實在很想問，為什麼我們的官員，可以如此的＂好傻好天真＂呢？不過從他們自信的口吻中，才發現傻的是我，不懂得聲東擊西的招數，原來真正的重點根本就不是天然劇場，而是隱藏在某個角落的幾個字而已：一家五星和一家六星國際海景飯店進駐。

劇場雖然是天價的30億，但只是噱頭，懂得變魔術的人都知道，真正招式開始前，都會用某種噱頭轉移大家的注意力，當大家都往左手看時，右手就可以偷偷伸進衣服裡掏出鴿子了。一定是這樣的，我們都錯怪政府官員的大智若愚和用心良苦。

假如是玩真的，那我就更打從心底佩服他們的遠見和對細節的追求。

官員其實很貼心，為了怕我們原地轉身360度看太魯閣和太平洋時會頭暈，或是怕有些人只轉脖子，會扭傷頸部肌肉，所以設計了可旋轉180度的觀眾席，我們只要像在家中客廳那樣的乖乖坐好即可。官員也很有遠見，他們其實知道立霧溪口的海風超級無敵大，露天劇場表演時，演員和觀眾必定會吃進很多風沙，所以同時也蓋了5星6星旅館，讓我們看完表演能入住盥洗漱口休息。

依照如此的貼心政策，小弟乾脆在此獻策，不彷用這種創意的180度旋轉椅概念，應用在各個重要觀光景點中，如在墾丁的沙灘上、溪頭森林中、淡水漁人碼頭，也分別設立數百個旋轉椅，不僅能看南灘上的比基尼辣妹在戲水，按個按鈕，又可以180度旋轉，看著南洋風光；在淡水更方便，同時看著賣阿給的攤販風情，肚子餓了能直接叫老板外送幾碗，完全沒有攜帶外食的困擾，椅子轉半圈又可遠眺河對岸的八里，天氣晴朗更可直接看到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在排練，省了請表演團體的經費。

希望這些創舉能讓全世界知道，我們極富創意的把人文結合自然，自然融入人文中：

來台灣看自然風景是不需要走動流汗，可以如同看電影舞台劇表演時坐著，環球影城那些設施都遜掉了，他們看的是電影佈景，我們看的可是大自然；來台灣看藝術表演是能享受天地合一的臨場感的，不僅能享受大山大海包圍的真實立體3D感，還能體驗日曬雨淋風沙撲臉的土地況味，觀眾不再只能從電影螢幕欣賞碧娜鮑許的3D紀錄片Pina了，因為政府為我們把觀眾席拉出戶外，與自然共舞。

大家也請放寬心，停止抨擊賴聲川導演，當初的2億夢想家只是練習，練習難免會失敗，請再給他一次機會戴罪立功，用30億作一場真正的大夢，也就是按照他的說法：表演內容除類似百老匯音樂劇演出型態外，另會邀國內外歌舞劇和音樂劇等表演團體演出。依照小弟不才的解讀，他是要把國外表演團體邀來舞台上，表演的同時按個鈕，把觀眾旋轉180度，面向太平洋，讓表演者直接感受到，再怎麼用力揮汗演出，終究是比不過台灣的壯闊自然美景，這種迂迴式、間接打擊國外表演團體的用心，是值得觀眾的肯定。所以我很想在這裡呼籲，大家不要再幹譙官員和賴導了，他們站在不同的視野，看到的都是我們平凡人看不到的！

你可能會有疑問，那我是怎麼看到的？只能難為情的告訴你，我是坐在書桌前的旋轉椅上，閉上眼睛180度轉了半圈後，頭有點暈而幻想到的。

不再讓你孤單

2011-11-27T13:33:00.000-08:00

也許是已經到了不願再輕易脫口而出青春這兩個字的年紀，是心虛，也是怕觸景傷情。於是便一直假裝時間還站在自己這邊，歲月還未在臉上或心上留下什麼。年紀越大越懂得假裝，也越懂得如何讓自己不受傷。

越佯裝，越覺得孤單。

假如長大成人，變得世故懂事，只是單純的反面、功利的同義詞，那麼長大還真是一件孤單的事情：我越來越懂得怎麼說好一個故事、怎麼感動別人、怎麼討好女孩子，背後的種種手法技巧算計都越來越熟練，似乎，我離所謂的成熟越來越近。但卻想不起來上次痛快的大哭一場，毫無顧忌的大笑是什麼時候。

原來，我離自己越來越遠了。

想起17歲的時候，秋天的新竹風很大，穿著竹中制服的自己，總愛在下課時跑到新竹市區，護城河的旁邊坐著，看竹女的正妹。還記得，她們的制服：白色的襯衫上衣，黑色的百摺裙，綠色的帆布書包，白色的長棉襪，黑色的馬尾，單純好看的靦腆微笑。

當時什麼都不懂，膽子也很小，但遇到喜歡的女生，卻能夠把內心的全部，都給她。好像沒有明天似的那樣喜歡著對方。沒有任何成熟技巧，僅有的只是一股傻勁，以及幾封寫得自以為浪漫的情書（嚴格說只是紙條），當時心裡莫名的篤定，簡直像陳昇這首歌一樣，真誠的一塌糊塗，好像對方把自己交給我，從此就再也不會孤單了。

好幾年過去了，心動了幾次，心碎了好幾次，當初的那份傻勁已成歷史名詞，隨著竹女制服的畫面，漸漸被記憶淡出，被我假裝忘記。如今，逐漸懂得保留，懂得不讓自己心碎，不輕易承諾，更不因為衝動而愛上一個人。這年紀，嘴裡還掛著地老天荒反而是件尷尬的事，因為我們知道，永遠這個概念，是有期限的，在青春結束後，就過期了。

於是，聽著陳昇這般真誠且毫無保留的唱著不再讓你孤單的時候，我竟然像被雷擊中似的，眼淚流個不停，反覆重播一整個晚上，這首1994年的老歌，我竟然是第一次聽到，儘管如此，聽著聽著，整個青春又在腦海中重播了起來。聽著聽著，讓我想對17歲的她和我說：

謝謝你們，現在的我，不孤單。

原來我很有國際觀

2011-11-22T01:15:00.000-08:00

國際觀欠佳 7成不知邦交國數

（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台北22日電）根據一份最新調查顯示，5成學子接觸國際時信心不足，擔心語言無法溝通；有7成學子答不出台灣有23個邦交國，顯示台灣學子國際觀仍待加強。金車教育基金會今天下午舉行國際觀問卷調查發表會，抽測對象為全台高中和大專學生，調查包含對台灣國際事務的了解、最想從事的國際交流活動，學生眼中的台灣關係等面向。

調查顯示，近7成8學子認為國人最需增強英語能力，有5成學子擔心接觸國際時語言無法溝通；在國際事務方面，5成4學子認為台灣要加入國際組織首重國際事務參與。調查也指出，青年學子認為對台灣最友善的國家，以日本居首，約占5成6，其次是美國和非洲邦交國；最不友善的國家則是中國大陸，約占8成8，其次是韓國；而7成學子無法正確指出台灣邦交國數量。

金車教育基金會表示，調查中可看出，語言、國際認知、國際資訊等是學子自覺不足的部分，也是國人跨足世界最大的挑戰；但仍有不少學子有心從事國際交流，從中獲得實際體驗，可見學生己清楚知道「國際觀」是生活必備常識，有助於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國際事務方面，金車表示，學生對台灣外交處境關心程度仍偏低；台灣經貿已走向全球化發展，學子應擴大格局，不能只對美國及鄰近國家有認知；現在兩岸互動雖頻繁，學子仍感受強烈不友善，但未來大陸又是台灣不得不正視的合作伙伴或對手，因此雙方也需建立更多瞭解與對話。金車教育基金會的國際觀問卷調查，是針對全台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進行抽樣調查，有效樣本數為1425份，在97%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3個百分點。

最近忙著剪片、補拍畫面，實在沒太多心力寫東西，不過今早看到這篇新聞，又激起我心中的千愁萬緒，想對這篇文章說句一如咖啡廣告的經典台詞：再忙，都要為你寫篇感言。不過，我實在不想再以那句不負責任的話作為主旨－台灣的媒體記者水準都很差！因為這篇文章反應出的，不只是記者的專業水準，更是填鴨教育的可怕。

略懂新聞寫作方法的人都會知道，最標準的寫法為倒金字塔寫法，也就是最重要的新聞資訊放在最前面，再依序補充其他說明。所以通常，讀新聞的第一段就可以得到整篇新聞的重點。而這篇新聞的第一段，已經把標題解釋得很清楚了：台灣學子不知道邦交國的數量為23個，所以他們的國際觀很差。

很多人可能會心想，沒錯阿！連有幾個邦交國都不知道，該死的青年學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當初我們高中的時候（我是7年級的頭），不要說邦交國的數量，每個邦交國的名字都背得滾瓜爛熟，連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這樣名不見經傳的非洲國家都知道。

照這樣的標準，我18歲的時候比現在有國際觀多了。現在的我不僅回答不出23這個數目，連那個布吉納法索，都是剛剛用Google查的！套用如此有如考試填充題的出題邏輯，18歲的我，不僅富有國際觀，對於世界歷史地理的瞭解，也非常全面。因為我知道中國有22省，每個省會都能從南背到北，從北背到南，要東向西或西向東也沒問題。除此之外，我還知道全世界有192個聯合國會員國，美國有50洲，法國大革命是西元1789年。什麼？你說這些太基礎？那我還可以告訴你，我18歲的時候就知道印度半島的氣候概況： 3-5月日照強烈，6-9月雲量多！還知道素有北歐十字路口國之稱的為丹麥。不過假如你問18歲的我，對占領華爾街有什麼看法，我一定答不出來。因為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考試一定不會考！

原本以為網路的發達，能幫助從小接受填鴨教育的我們，稍微更懂得獨立思考，背誦只是一種手段，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後的邏輯，以及發展的脈絡和前因後果，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只是讓我們成為記得資訊的人，而不是真正有知識的人，畢竟知識是用理解和融會貫通的，而非強記。

都是老生常談了，不過很難想像連必須具備足夠邏輯訓練的記者，都會以如此籠統草率的思考方式寫新聞，並十分精準的誤導民眾，實在為台灣的學子感到操心。沒有國際觀就算了，缺乏獨立思考，似乎是更嚴重的問題。

沒說出口的那句話

2011-11-07T03:23:00.000-08:00

我最喜歡收到的電子郵件或訊息，是朋友的來信或招呼。

並非那種有求於我，抑或包著噓寒問暖的糖衣，實則裹著某些目的。而是純粹遇見某件事情、聽到某張專輯、看見某部電影，甚至吃完一碗大腸麵線而想起我，沒有特別的原因，純粹只是突然想問好的那種。收到這類訊息，雖然大部份都沒什麼具體內容，卻可以開心一整天。

這時你會明瞭，在別人的心中，你並非只是一台便車、一個電腦修理高手、一位債主、一條人脈或一個有價值的「朋友」；此時此刻，你是段回憶，是被別人懷念在心裡，你可能沒什麼價值，卻充滿意義。

我偶爾也會在某天某個時刻，以富含即興意味的口氣，給朋友或家人捎句話、轉寄些文章，好比我會對A說，「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個慢跑的傢伙，動作醜到讓我想到你跑800的樣子」諸如此類，表面上看似言不及義、無關痛癢的話，或是對B說「晚餐喝玉米濃湯，吃到幾片蛋殼，讓我想起永遠無法打好一顆蛋的你」。說了這麼多不同的話，可能在挖苦、可能在吐槽。但終究殊途同歸，意思只有一個。

那就是，我很想你。

註：這已與東方的含蓄無關，我好幾個西方朋友反而更常如此，大概是那句俗諺說的，沒說出口的話往往才是更為重要的。

我們的食物與紀錄片

2011-11-06T01:04:00.000-07:00

網路社群已經不是什麼新點子，但假如把超市變成社群，就很新奇。創立倫敦環保餐廳主廚Arthur Potts Dawson，相信合作商店（co-op）的概念是英國超市的未來，因此開創了一家以人民自營自銷的超市The Peoples Supermarket，以便宜合理的價格，提供品質更好的食物。只要繳交25英磅會費註冊加入會員，沒有董事會獨享高額分紅，每位顧客都是股東、老闆和員工，每月會員可自願在超市工作最少4小時，沒有人事成本，產品可用更低廉的價格出售。而且超市裡的哪種產品該進貨、該賣多少錢，或各種重大決策，都是由每位會員討論決定，此外成為會員在超市購物也可享20%的折扣。這項顛覆大型連鎖超市商業模式的創舉，用意不僅是爭取更合理的價格和品質，同時也讓人民消費品質的決定權，留給自己。

以上是篇我去年為PPAPER寫的短新聞，剛好昨天在英國著名的紀錄片頻道Channel 4看到一系列紀錄片，發現這個超市概念，不僅是以社群模式經營超市的新商業策略而已，其實背後的創辦動機，更是對財團大企業／連鎖超市的反抗。在台灣的人可能無法想像，英國人是多麼的依賴超市，75%的生活用品採購，全都被四家主要的大型連鎖超市給壟斷，如TESCO、ASDA、Sainsbury、Morrison。憑著大量採購的通路優勢，同時又面臨對手削價競爭的壓力，往往利潤被壓榨最多的，就是提供食品貨品的農民和生產商。例如片中的酪農，原本生產一瓶一公升牛奶的成本為29便士(約15台幣)，但大型超市通路硬是把進貨價壓低到17便士，因為你不這麼便宜賣我，你還是得這麼便宜賣其他的大型超市，於是如此賠本的生意，還真的有人做，不賣，賠得更慘。

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低廉價格的各式超市產品，卻同時也被超市飬養，看似有選擇的購物方式，實則是完全沒選擇的，這背後是一連串恐怖的思維：我們的飲食自主權完全被掌握在別人手中，當超市只販賣基因改造的番茄，我們就只能吃基因改造的番茄，當超市只販賣被注射抗生素的雞腿，我們就只能吃被注射抗生素的雞腿。更別提許多違反動物權的變態飼養方式，抑或是剝削農民或各種危害地球環境的舉動，做了那麼多，目的只有一個：更快速生產出更大量更便宜的食物，最後，卻因為生產過剩，食物被隨意丟棄浪費。以上這類議題，還有幾部紀錄片可以推薦給大家，主要都在講我們的食物是如何被世界僅只幾家大公司給全面掌控了：

可直接在這線上觀看

Our Daily Bread ﹣食品生產早已工廠、工業化，食品包裝上印的農莊風情只是假象，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吞下的每一口食物，當初都是在冰冷無人性的工廠製造出來的，製造食物跟製造汽車或鞋子根本沒有兩樣。

Food Inc. - 講世界食品製造商的全面壟斷，以及如何用非常不環保的方式，只求快速大量生產食物，並對消費者洗腦，進而掌控人們的消費習慣。

台灣的超市問題可能還沒英國嚴重，但我們往往都是步上西方國家的後塵，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況且台灣民眾一向對全球議題冷感，全世界同時在發生的事情，我們總是自身事外，以為跟自己沒關係。而對我來說，The people's supermarket這個概念，便是值得台灣借鏡學習的經驗，因為以財團對抗財團，勝利的永遠是財團，唯有以人民對抗財團，才有可能是人民的真正勝利。

恰巧，我讀著11月的Monocle雜誌，這期的主題也是在講全球優質、富有道德感的超市供應商，再加上全世界正上演的各式佔領活動（Occupy Wallstreet等等），都反應了資本主義過度發展的後遺症，也就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我相信這些效應並非一瞬間發生的，而是慢慢累積，達到某個臨界點後再爆發出來。

於是前幾天我又把Michael Moore在2009年金融海嘯後拍的紀錄片Captialism: A Love Story看了一遍，雖然這個善於諷刺作秀的導演，比較像是在為民主黨宣傳，尤其是歐巴馬，但片中點到的社會主義傾向，正不謀而合的呼應近來對資本主義的反思聲浪。

因此，紀錄片也許無法直接改變社會現狀，但從中我們得到許多資訊、知識，以及最重要的，獨立思考的方式，也唯有不被蒙蔽，我們才有了自主判斷的可能。所謂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最好的展現就在於此了吧！

後記：

自從自己拍了紀錄片以後，才知道攝影機的力量有多大，也因此對公開發表這件事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思考。從前自己是有話就寫，有屁就在部落格或facebook上放，但我漸漸理解到，得真正想好要說什麼，說有用的東西才不會讓自己的發言顯得無關痛癢，畢竟，這世界上已經充斥太多沒經過思考就發表的不負責言論，更慘的是，還是從那些影響力廣泛的人口中說出，大家都太致力於經營自己，想得到別人的注意，但究竟有多少訊息或言論是對世界真正有益的呢？就像從小大家都會說自己要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那才叫成功，但長大以後才發現，所謂的成功人士，似乎比較像是對自己有用而已，譬如賺很多錢住豪宅等等。很多對社會貢獻正面力量的人，都是默默無名的，只因為他們沒有主流民意的加持，沒有媒體的光暈，一般人是看不見，也不知道的。我一直期許自己能成為有用的人，而不只是成功的人，那不是理想，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一如另外一部充滿詩意的英國紀錄片Sleep Furiously裡，唯一的一段旁白字幕寫著：It is only when I sense the end of things that I find the courage to speak. The courage but not the words.

並非找到想說的話才說，而是因為找到勇氣而說。

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別

2011-11-04T04:14:00.001-07:00

以下這段侯孝賢和溫德斯的對談，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別，也是我自從拍了些短片後，深刻體會到的東西。對我來說，捕捉真實與再造真實都很難，但身在攝影機後面，也就是創作者這個位置，所需具備的思考或眼光，是極其相似的。

侯孝賢：拍電影基本上就是一個技術、一門「技藝」，不要把它看的太嚴重，唯一的方式就是做，沒有其他的方式；光想是沒用的，就是做。你不停地做、不停地拍，你有一天就會完全清楚、完全懂，而且你會越拍越好。但是其中的差別你沒辦法控制，因為差別是你的成長期，你成長期累積了什麼東西，誰也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且你還要把它發掘出來。在年輕的時候，你完全不自覺你會有這一塊，那要在技藝成熟之後，你這個部分才能被呈現出來，而這個就是屬於你個人獨一無二的東西。

你會去學別的、去模仿，這都無所謂，因為你慢慢做，做到最後你會發現電影其實就是攝影機面對著你要拍的客體上，就是你要拍的人或是景物上。那不管你怎麼想像、怎麼變形，最重要的就是從現實著手，現實絕對是最重要的，因為現實是觸動你整個想像和表達方式最重要的一個元素。電影基本上就是再造現實，其他無所謂什麼形式不形式，只要一直做總有一天會發現，Just do it！

問：在拍攝劇情片和紀錄片上有什麼不一樣？

溫德斯：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暗示了劇情片和紀錄片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你去說故事，一個是你去找故事。但是拍攝電影並不是如此，事實上這兩者是相互混合的，當然有些純粹的奇幻電影裡面所有東西都是憑空創造出來的，但是我並不是在拍那種電影，我的劇情片中常常會夾雜著真實，就算是紀錄片也可能會有類似虛構的成分。

像是我在拍《樂士浮生錄》的時候，我本來認為我是在拍一部傳統的音樂紀錄片，我們訪問、拍攝他們錄音的情況、拍攝他們在哈瓦那的生活、跟他們一起到阿姆斯特丹，之後我就回家開始剪輯。後來我聽到了他們要在紐約多舉行一場演唱會，所以我就找回我的工作團隊一起飛到紐約去拍攝，當到了紐約我才發現，我以為我是在拍紀錄片，事實上我卻見證了一則令人驚奇的童話故事。這些人來自哈瓦那、穿著擦的亮晶晶的皮鞋，卻在紐約的Economy Hall變成了披頭四，這根本就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侯孝賢：我非常贊成溫德斯所說的，對我們來說技術是同樣的，但是整個過程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不太一樣的意思是，劇情片你是「再造」，等於是你有個想像然後再造真實。但是紀錄片是你怎麼「呼喚」，然後你呼喚的時候你是面對著客體、面對著人，有時候人面對攝影機的時候，他會假裝、他會不習慣，有些會說假話，但是說假話沒關係，你可以呈現在你的紀錄片裡面，但是你要用別的真實來對應，就是他生活上的細節或事物。

這對我來講太繁瑣了，而且侵入一個人的生活、侵入一個人的家庭或什麼的，對我來說很難，我每次到一個階段就會停，我知道我做的話會非常花時間。雖然我覺得在不願意侵犯的前提下，要想盡辦法做到是有趣的，但是我現在還沒有這個心情，因為我喜歡再造，因為我感覺再造真實是有意思的。「再造真實」實際上不是真實卻又等同於真實，意思是它像真實一樣獨立存在，我還著迷於這個，所以還沒有辦法在表達形式上去花力氣，譬如說去拍紀錄片。

我頂多幫人家做監製，譬如有一部片要拍一個勞工，但是那個家其實很多不讓你拍的，我就建議那個導演把一個攝影機給那個主角，讓他去拍他家裡的生活，然後你再拍別的，你就有兩個觀點可以來使用。我大概很會做這種判斷和監製，但是要我實際操作，要年輕。(觀眾大笑)

假使我拍的話，我知道我拍不到，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會拍到，那可能呈現出來的形式跟我最早設計的完全不一樣，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point，不管拍紀錄片或是劇情片都會面臨這樣一個狀態。攝影機它是客觀的，我們是主觀的在看，有時候它紀錄了某些東西你不知道的，你是事後才會發現的，這是很有意思的。

溫德斯：當你擺上攝影機你就創造了虛構。就像侯孝賢所說的，每個人都會想要去扮演某個部分，就算是扮演自己也是。所以說真實和虛構的界線是很模糊也很廣的，你很難去定義它。我也發現他和侯孝賢電影中的演員其實都很像來自紀錄片，我相信他們都喜歡演員不要去扮演，而是去做他們自己。

28 Days Later

2011-11-01T05:58:00.000-07:00

A man approached me, speaking with unknown accent on a bright Sunday morning. He displayed his watch in front of me, as if I had asked for the time.

But instead, he asked me for the time.

"Could you do me a favour?" He blinked his eyes and asked.

"Sure." I shrugged.

"Which date is 28 days ago?"

I noticed there was a small square with the current date on his watch. It indicated 26th of October. With my well trained arithmetic I immediately threw an answer back to him without any hesitation, like playing squash.

"September 29th." I answered with smile, as if I just scored a point.

"No, no, no. Look..." the man took out his mobile phone and showed me a calendar on it. "You see, 28 days equal to 4 weeks. And could you count 4 weeks ahead from today?"

I looked into the calendar and carefully figured out the date 4 weeks earlier. I couldn't believe what's on my mind.

It's September 28th.

"I know you are puzzled too." The man slightly lifted his glasses and chuckled. "On September 28th I was told to come here 28 days later by a girl I love."

"So it's today?" I was real confused.

"I hope it is. So here I am, but she is not. I wish it's due to my bad mathematics, not anything else."

For not long he tapped my shoulder and just left. What's left behind were a sigh of relief and my silence. I stood there alone. And it felt like I just lost a squash game to nobody.

Strangely, I felt sad.

千古罪人是李安

2011-10-31T04:56:00.000-07:00

文／馬伯庸

毫無疑問﹐李安是中國電影的千古罪人。

這個台灣人自從靠著一部非常規的武俠片《臥虎藏龍》在好萊塢大受追捧以後，就成了許多中國大陸藝術片大導演們的心頭夢魘。那尊奧斯卡小金人無時無刻不在撩撥著這些大導演的虛榮和嫉妒，讓他們輾轉反側撕心裂肺，恨不得一身血液都化成醋酸劈頭蓋臉地潑到李安身上。

和尚能摸，我不能摸？

李安能得，我不能得？

向來眼高於頂的大導演們絕不會承認這種心理，但他們這幾年的業績確鑿無誤地表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李安，並且瘋魔般地驅使他們幹出許多燒人民幣的傻事。嫉妒讓人發狂，而發狂的人會讓自己的智商無限降低，他們朝著奧斯卡使勁兒的瘋狂舉動唯一的用處，只是讓他們看著小金人的照片讓全國觀眾來幫他們捋管兒，以求得片刻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悅。

第一個是張藝謀。這位大概是中國最好的導演揣著對奧斯卡小金人的憧憬，放棄自己擅長的領域，毅然開始鼓搗武俠。考慮到《英雄》的開拍時間和《臥虎藏龍》的得獎時間，讓人沒法不懷疑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英雄》是一部有一流演員、一流武指、一流美工、一流攝像、二流導演和三流編劇的電影，所以毀譽參半，但再樂觀的人——張偉平除外——也不會認為這麼一部裝B不成反類B的片子能拿奧斯卡。拿這片子去申奧，暴露出來了張藝謀那點惦記著小金人的心理。結果沒出任何人的意外，《英雄》連提名都沒混上。於是張導洗心革面，又拍了一部《十面埋伏》，這一次是一流的美工和攝像、二流的演員、三流導演和四流編劇，結果這一部片子表現出來的弱智與拙劣達到了一個無法企及的高度，讓所有金酸梅獎的獲獎電影都黯然失色。

第一個得心髒病的是西施，第二個得心髒病的是東施，第三個就是芙蓉姐姐了。這個淺顯的道理張藝謀花了數億人民幣才懂。

不過張藝謀畢竟是名導演，拿的起放的下，一見沖奧不成，就退回去拍了一部老老實實的《千里走單騎》，總算挽回了點晚節。很快大家就把這事兒淡忘了，因為又出現了另外一個活寶。

陳凱歌和《無極》。

《無極》比《十面埋伏》高那麼一個檔次，但那種對著奧斯卡評委滿臉諂笑的作派更令人作嘔。張藝謀尚且含蓄了些，陳凱歌則拍馬屁拍出了痕跡。我一看到電影裡那班人滿口子亂叫“王、王、王”的，就想抄起棍子去抽丫的。只是礙著人家有層“奇幻”的皮，沒法罵他“你會說中國話麼？”，只好憋著一肚子氣把真田廣之搞張柏芝的一段倒來倒去地看，好在這種場面是全世界都能看懂。

適逢放映那會兒是中國電影一百週年，於是電影評論協會等單位召集那些屍位素餐的老冬瓜評委們主辦了一個“中國電影百年百部名片”排名。陳導隨手玩了玩政治，老藝術家們就樂呵呵地拱手獻出自己的節操。影迷們從《勞工的愛情》開始往下數，發現許多經典片子都沒入選，心頭不由得大怒，再往下拉發現最後入列的一個是《無極》，這才放下心來，用關羽的一句話來說：“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

可惜陳導政治玩的好，心態卻沒張導那麼鎮定，經不得別人說。從放映前採訪時怒罵提錯問題的記者到放映後追著趕著要收拾饅頭的表現可以看出，這個人心態已經完全失衡，容不得半只蒼蠅——問題是《無極》就是一泡屎，不落蒼蠅落什麼。

結果《無極》被外國人一通訕笑踢回了國內；國內觀眾都忙著下饅頭看；胡戈平白紅了一把；只有陳導和他老婆倆人一邊哭著一邊回香格里拉清掃沒處理乾淨的垃圾。其實也挺慘的。

而李安呢？人家早輕輕跳出武俠圈，拍了一部GAY片，輕輕鬆鬆又拿了一回奧斯卡，而且是正統獎項，比最佳外語片獎還高格。

這一下反倒給國內的導演們澆了一盆冷水。人家拍武俠吧，咱就算跟風也不怕；可現在人家拍GAY片了，咱能怎麼辦？那幫廣電的老爺們連《諜中諜3》裡的辦證兒都要強行刪掉，更別說兩男人摟抱親嘴了，這不符合和諧社會的氣氛。你沒見《藍宇》拍完都五年了，這才允許閹割版DVD偷偷摸摸上市。

結果還是有人義無返顧地跳了下去，這回是碩果僅存的馮小剛。

原來以為被奧斯卡和李安折騰的搔癢難忍的只有張、陳，想不到啊想不到，朱時茂你這濃眉大眼的也叛變革命了。

武俠斷然是拍不得了，奧斯卡評委們給《斷背山》發獎肯定不是因為他們自己是GAY，而是因為那片子有內涵。那就簡單了，咱也內涵一把不就得了？

如果說張、陳二人還只是拿熱臉去貼奧斯卡評委的冷屁股，尚且還藏著掖著的，馮小剛則幾乎直接去舔了。

《夜宴》裡面充斥著無數露骨——不算拙劣，但是非常露骨——的西式模仿，無論台詞、表演還是情節，都無比鮮明地暴露出這是討好外國人——尤其是奧斯卡評委——的品好而特意拍攝的，沒人相信這是一部給中國老百姓看的電影。

為免重蹈張、陳的覆轍，馮導這次特意請莎士比亞來當編劇，心想總錯不了吧？用馮導自己的話說，是“與莎士比亞做一次愛”。

結果馮導搞的只是一個貌似莎翁的充氣娃娃。

觀眾在《無極》裡憋的這口惡氣總算可以從這發洩出來了：“丫的中國人哪有這麼說話的！”

拿名著來改不是新鮮事，東西方文化差異也並非無可逾越的鴻溝。從西至東的，黑澤明的《蜘蛛巢城》改自《麥克白》，可人家拍出的是日本原汁原味；從東至西的，瑟吉歐.萊昂內的《荒野大鏢客》改自黑澤明的《大鏢客》，一樣原汁原味，毫無痕跡。可見只要有心，渾然天成並不是不可能。

反觀《夜宴》，不過是一部套著似是而非的中國服裝的外國舞台劇罷了，假模假式，一個個端著身段兒朗誦台詞。中學時代我們學英語作文，老師總說這是中式英文；現在剛好相反，《夜宴》台詞寫的完全是英式中文。再配合著《夜宴》為了申奧而提前點映，拿去威尼斯和多倫多滿世界亂跑的作為看，說沒成心討好外國人恐怕沒人信。自從我聽了馮導那一番義憤填膺的“一句英文台詞沒有，算什麼西化”的高論發表以後，更覺得他心虛。

結果，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馮導差點就學了陳導站去了人民的對立面，幸虧及時醒悟，說了幾句軟話，這才算揭過。

但中國三個最拿的出手的導演，已經全部陷入了李安怪圈，為了小金人而神魂顛倒，並且全軍覆沒。

人說女人有錢就學壞，這些大導演咋也一有大投資就學壞呢？

看看人家賈樟柯，看看人家寧浩。

看看人家李安……唔……這位還是先別看了。

文章出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1ee47501000599.html

紀錄短片－媽媽是座山

2011-10-31T03:39:00.000-07:00

這部紀錄短片讓我很想台灣的家人, 特別是媽媽！雖然導演手法有點過於渲染, 很傳統的旁白,以及刻意的同情心操作, 不過清冷詩意的影像語言, 仍讓我很欣賞！希望大家有空看看！

導演 - 解修遠

TED演講－英文不是唯一

2011-10-29T03:16:00.001-07:00

Don't insist on English ／ Patricia Ryan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你們覺得我迷路了馬上就會有人走上台溫和地把我帶回我的座位上 (掌聲) 我在杜拜總會遇上這種事 “來這裡度假的嗎，親愛的？” (笑聲) “來探望孩子的嗎？這次要待多久呢？"

恩，事實上，我希望能再待久一點我在波斯灣這邊生活和教書已經超過30年了 (掌聲) 這段時間裡，我看到了很多變化現在這份數據是挺嚇人的而我今天要和你們說的是有關語言的消失和英語的全球化我想和你們談談我的朋友她在阿布達比教成人英語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她決定帶她的學生到花園去教他們一些大自然的詞彙但最後卻變成是她在學習所有當地植物在阿拉伯語中是怎麼說的還有這些植物是如何被使用作為藥材，化妝品烹飪，香草這些學生是怎麼得到這些知識的呢？當然是從他們的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那裡得來的不需要我來告訴你們能夠跨世代溝通是多麼重要

但遺憾的是，今天很多語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每14天就有一種語言消失而在此同時英語卻無庸置疑地成為全球性的語言這其中有關聯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見證過許多改變當我初次來到波灣，我是去科威特當時教英文仍然是個困難的工作其實，沒有那麼久啦這有點太久以前了總之我被英國文化協會聘用連同其他25位老師我們是第一批非穆斯林的老師在科威特的國立學校任教我們被派到那裡教英語是因為當地政府希望國家可以現代化並透過教育提升公民的水準當然，英國也能得到些好處產油國可是很有錢的

言歸正傳我見過最大的改變, 就是英語教學的蛻變如何從一個互惠互利的方式變成今天這種大規模的國際事業英語不再是學校課程裡的外語學科也不再只是英國的專利英語(教學)已經成為所有英語系國家追逐的潮流何樂而不為呢？畢竟，最好的教育來自於最好的大學而根據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那些名列前茅的都是英國和美國的大學所以自然每個人都想接受英語教育但如果你不是以英文為母語你就要通過考試

但僅憑語言能力就拒絕學生這樣對嗎？譬如如果你碰到一位電腦科學家他是位天才他會需要有和律師一樣的語言能力嗎？我不這麼認為但身為英語老師的我們卻總是拒絕他們我們處處設限將學生擋在路上使他們無法再追求自己的夢想直到他們通過考試現在容我換一個方式說如果我遇到了一位只會說荷蘭話的人而這個人能治愈癌症我會阻止他進入我的英國大學嗎？我想不會但事實上，我們的確在做這種事我們這些英語老師就是把關的你必須先讓我們滿意使我們認定你的英文夠好但這可能是危險的把太多的權力交由這麼小的一群人把持也許會令這種障礙太過普及

好 "但是"，我聽到你們問 "那研究呢?" "他們都用英文"書用英文寫期刊也都是用英文但這只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現象有英語要求自然就有英語供給然後就這麼循環下去我倒想問問大家，為什麼不用翻譯呢？如果你們想想伊斯蘭的黃金時代當時翻譯盛行他們把拉丁文和希臘文翻譯成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然後再由拉伯文或波斯文翻譯為歐洲的日耳曼語言以及羅曼語言於是文明照亮了歐洲的黑暗時代但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不是反對英語教學或是在座所有的英語老師我很高興我們有一個全球性的語言這在今日尤為重要但我反對用英語設立障礙難道我們真希望世界上只剩下600種語言其中又以英文或中文為主流？我們需要的不只如此。那麼我們該如何拿捏呢？這個體制把智能和英語能力畫上等號這是相當武斷的

(掌聲)

我想要提醒你們扶持當代知識分子的這些"巨人肩膀"不必非得具有英文能力他們不需要通過英語考試愛因斯坦就是典型的例子順便說一下，他在學校還曾被認為需要補救教學因為他其實有閱讀障礙但對整個世界來說, 很幸運的當時他不需要通過英語考試因為他們直到1964年才開始使用托福 (一種美式英語測驗) 現在英語測驗太氾濫了有太多太多的英語測驗以及成千上萬的學生每年都在參加這些考試現在你會認為，你和我都這麼想這些費用不貴，價錢滿合理的但是對數百萬的窮人來說這些費用高不可攀所以當下我們又拒絕了他們

(掌聲)

這使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個新聞標題： “教育：大鴻溝” 現在我懂了我了解為什麼大家都重視英語因為他們希望給孩子最好的人生機會為了達成這目的，他們需要西方教育畢竟，不可否認，最好的工作都留給那些西方大學畢業出來的人就像我之前說的這是一種循環

好我跟你們說一個關於兩位科學家的故事有兩位英國科學家在做一項實驗是關於遺傳學的以及動物的前、後肢但他們無法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直到來了一位德國的科學家他發現在英文裡前肢和後肢是不同的二個字但在遺傳學上沒有區別在德語也是同一個字所以，賓果！問題解決了如果你不能想到一個念頭你會卡在那裏但如果另一個語言能想到那念頭然後，透過合作我們可以達成目的，也學到更多

我的女兒從科威特來到英格蘭她在阿拉伯的學校學習科學和數學那是所阿拉伯中學在學校裡，她得把這些知識翻譯成英文而她在班上卻是在這些學科上拿到最好的成績這告訴我們當外籍學生來找我們我們可能無法針對他們所知道的給予讚賞因為那是來自於他們母語的知識當一個語言消失我們不知道還有什麼也一併失去了

這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最近的CNN-- 他們頒了一座英雄獎給一位年輕的肯亞牧童在他住的村莊裡，他和村裡其他的孩童一樣無法在夜晚讀書因為煤油燈產生的煙霧會弄傷他的眼睛再說，他也沒有足夠的煤油畢竟每天只有一塊美金的收入，你還能買什麼？所以他發明了不需成本的太陽能燈現在他們村子裡的孩子們大家的成績都和那些家裡有電的孩子相同 (掌聲) 當他拿到他的獎時他說了下面這段可愛的話： "這些孩子可以帶領非洲這塊黑暗大陸迎向光明" 一個簡單的想法卻能有這樣深遠的影響

沒有“光”的人無論具體來說，還是抽象來說都無法通過我們的測驗我們也無法了解他們擁有的知識別讓他們和我們自己都身處在黑暗裡讓我們一同為多元性歡呼持守你的語言用它來宣揚偉大的想法

(掌聲)

非常謝謝各位

(掌聲)

轉錄破報－專訪《牽阮的手》導演顏蘭權、莊益增

2011-10-20T02:20:00.000-07:00

希望在台灣的大家，11月18日有機會去戲院看看這部紀錄片，等了一年，終於有機會在院線與世人見面，也許有人會說，生活不需要太多理想，吃飽比較重要，但正如Norman Cousins說過的：

『死亡並非我們最大的損失，我們最大的損失是內心裡有什麼在我們活著之時便死了。』

相反的，很多已經消失不存在的東西，不管是人物、事件、理想，或年輕時的浪漫抱負，透過紀錄片，特別是誠實的紀錄片，我們才知道，原來那些東西還一直活著，只是換了方式，活在我們的心裡罷了！

牽阮的手－ Facebook頁面

文／陳韋臻 2010-07-09 04:32

與其說我對政治擅長漠視，不如說是慣於輕視。騎車經過一間木造小屋前插著國旗貼滿「台灣獨立」等標語時，不置可否的情緒；在凱道上看見政黨色彩與社會運動合盟時，決心不上街頭的反應；喜歡《悲情城市》但從來不是因為台灣歷史而是導演敘事手法的品味作祟；最可怕的是，這種與意識形態劃清界線的表面，背後其實是一場無歷史的眼界。但我始終不以為意，不能理解歷史悲劇下無法原諒的同時，自己卻不能原諒那些始終還在爭執孰對孰錯、某方企圖拉抬社會正視、某方試圖粉飾太平的人們。這些不以為意，都在看完《牽阮的手》之後，一翻一翻地被攪起反撲向自己，然後我才知道，在學會「沒有所謂歷史真相」之前，其實必須先去「看見」歷史的面向，特別是我們這些身處台灣的年輕人、這些先學會說「二二八干我屁事」，卻連對爸爸媽媽阿公阿嬤都不曾問過台灣歷史的我們。

這些，是導演顏蘭權與莊益增花了四年時間、接近自迫自虐的拍片狀態教給我的......

站在歷史跟前的紀錄片導演

說他們倆「自迫自虐」，我知道他們一定會大力反駁，就像在訪談過程中，顏蘭權與莊益增多次反覆地對我說，相較於他們拍攝對象數十年受迫害卻仍舊堅持信念向下走的狀態，「才四年的時間，真的沒有資格說自己辛苦。」但我還是必須說，這對紀錄片導演夫婦真的是數一數二認真搞「記錄歷史」的導演。

接下這件公視這個案子，除了把自己弄到一窮二白、欠了一堆人情債，還差點把動畫公司搞倒之外，橫跨超過半個世紀的史料蒐集、閱讀、求證，跑遍各圖書館館藏、翻找了所有的圖像資料、一一閱聽被拍攝者留存下來的錄音、攝影、手札、書信，「拿著一疊布料請田媽媽指認哪一件最接近哪個歷史場景中的穿著，袖子是怎樣、多蓬，再拿去請動畫公司照著採用...田爸爸鬍子、田媽媽頭髮長度，一根一根植上去，再做成3D動畫...郵筒、卡車樣子、連公車前門後門、招牌、建築、街道的位置，每個年代都不同...建築物找照片或平面圖，再做成動畫中的空間...他（莊益增）每天就在那裡看以前的報紙，看到壓力又大又超級沮喪，每天都是○○○被執行死刑、判刑幾十年...我（顏蘭權）覺得資料味道不對，就跟他說：『不行，這樣資料不夠。』他就得再去找同一個事件不同的文獻......」顏蘭權與莊益增說自己當時研究資料到快吐了，我說：「光是聽我就要吐了。」

這些細瑣龐雜的紀錄片拍攝過程，成就了這兩位導演繼《無米樂》後的新作《牽阮的手》。從所謂「光復」之後的歷史開始，六十年的台灣，顏蘭權與莊益增認為自己在做的是「勾輪廓」的工作，透過光復時期台灣怪咖醫生田朝明，以及同他私奔的未成年學生孟淑兩人的愛情關係，拉出六十年來台灣各個不同的政治運動階段，國民政府來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公論報》的出現、清鄉運動、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乃至於解嚴後的林義雄滅門血案、鄭南榕的自焚事件等。

橫跨了六十年，《牽阮的手》是部算來不短的紀錄片，但卻令人意外地在觀看上並不顯冗長，不僅將繁雜的歷史以宛如說書人講唱帶演的流暢敘事呈現，更未落入重演台灣光復後歷史中常見的悲情、沉重，或血淚斑斑的控訴手段。透過尚存人物、新聞文獻、歷史照片、人物手稿、動畫製作重現，以及時代歌曲的交叉使用，顏蘭權與莊益增突破了在《無米樂》的敘事規模，扎實地做出一部台灣史詩紀錄片，但卻不是歌功頌德的歷史定位論，而是讓觀看者徹底理解歷史與生命關係的血肉貼合，貼合的密度尖銳地戳入年輕如我輩輕視歷史的心理。

拉鋸戰場上，誰才是真相？

片子最前頭，高齡已達72的田媽媽（孟淑），躺在單人床上，老邁發胖的身軀在鏡頭前自在地做起伸展操，嘴巴裡不時傳出過於真實的喘息、哀嘆聲音；此時我逕自揣測著，兩位導演究竟與田媽媽熟識多久了，能夠拍攝到這些畫面？就如同當動畫中，描述鄭南榕自囚雜誌社自焚前的畫面中，鄭南榕身上穿著印有「NIAGARA」的運動衣衫，細節的刻畫一反動畫補述使用的中性處理，讓我懷疑起這兩位導演對於台灣獨立運動史的熟悉與狂熱。這些先前的揣想，都在與導演聊天之後崩解。同屬五年級生的顏蘭權與莊益增，提起拍片的最初，「根本不認識他們，聽都沒聽過。」直到做了研究決定接拍這部紀錄片後，開始挺進他們也未曾預料的「真實」戰場。

訪談過程中，顏蘭權抽著菸、莊益增嚼檳榔，兩個人直呼拍這部紀錄片是「牙給」（沒事找事做），「牙給」在選擇不以報導資料和大頭訪問為滿足，決定用兩人連基礎理解都沒有，甚至「連要花多少錢都沒概念」的動畫，來作為歷史畫面的呈現，更包括幾十大落的資料、毛帶的閱讀取材，不僅兩人身兼導演、剪接、攝影、考據，還包括動畫編劇導演，每個動畫段落一大疊的資料需求表，弄跑了三個資料研究助手，也換了好幾個助理。整部片子從綠色執政拍到馬先生上任，連公視都說：「為什麼要弄成這樣？兩個人故事剪一剪、拍一拍就好了。」

然而，這些都只是基礎，站在這塊地圖上，顏蘭權與莊益增開始跟田媽媽展開三年的真相拉鋸戰，襲捲在歷史記憶和個人情緒理念中的事件樣貌，兩位導演總是就著同一件事與田媽媽「耗」，反覆詢問、反覆確認、反覆訴說，弄到最後田媽媽也任性鬧彆扭，抗議被兩位導演「凌遲」，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三年多。

另一方面，認為「絕對的真實只存在於紀錄片導演的道德」的他們，將調查研究的資料篩選之後，選擇以史料和人物對照的方式，不評價、不批判，讓對照說出真相，而評價自在人心。而特殊的，導演選擇了加入兩位主角之外的另一個旁白，並放棄紀錄片常用的第三人稱作為安全敘述者位置，一律使用「我」為導演訴說者的角色，嘗試把莊益增半年多內每天閱讀、咀嚼、更靠近真相的推進歷程，安插入田爸爸、田媽媽的口白之內，形成第三條線觀看的路徑。在這條路上，不僅帶領觀眾「重新認識歷史」，也避開所有談論這段歷史時常見的評價與定罪。每個口白、每場分鏡、每個時間的切入，都在兩人討論決定下，直逼「真實」；而我們甚至可以說，《牽阮的手》中能夠說服我們的「歷史」，其實就是來自於導演在閱讀歷史時的「恐慌」，就像莊益增說的：「每天讀書找資料，讀越多越恐慌」，面對歷史時，個人向來渺小，但當同樣渺小的紀錄片導演，必須一手型塑出眾人觀看的台灣歷史，而且是爭議性極強、容易引起族群批判的事件時，兩位導演成果讓人震懾。

青年們手拉手進戲院看愛情片！

莊益增玩笑著說：「千萬不要寫我們是歷史片，要說我們是浪漫、動人的愛情故事片！」（愛情片？！我倒是覺得顏導演每天醒來就抓著莊導演問：「你最愛我了，對嗎？」以及一天到晚威嚇莊導演，若她過世後他敢找年輕美眉，「我做鬼也要捉弄你」的生活，才真該叫做浪漫愛情片！）兩位導演焦慮的是，紀錄片、片長，以及歷史的重量，將年輕人壓垮不敢踏入戲院。

好吧，田爸與田媽的故事確實很傳奇又深情，從早期年齡相差十六歲、農村和副庄長家世背景懸殊的兩人逃家私奔，婚後田爸因從事社運必須提心吊膽隔日會突然被抓去關，直到兩人一同走上街頭；田媽從「洋娃娃」蛻變成為社運悍將，而田爸高齡臥病在床成為植物人，田媽依舊日日夜夜對著田爸細語、呼喊「ㄏㄚˇ尼」（honey），這些相伴相繫的革命情感，確實夠浪漫。但真正撼動人的，卻是源於這段情感座落於上的跨歷史場景，以及這些歷史底部被現今拋在腦後的人們，捍衛自身理想的精神。

聽來像是說教片，然而，當觀看《牽阮的手》時才會理解，所謂的撼動，實際上是透過與每一位觀眾經驗互動的小過程所累積出來的總結。如同生於五零年代的導演對於「蔣公逝世」歷史事件有著屬於他們那一代的回憶，像是顏導演說：「我的姐姐大我很多歲，哭了一個禮拜，跟我說：『台灣沒救了！』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但就覺得很恐怖。」或者莊導演回憶的：「那時我是小學生，大家一個月都得要在制服上別黑紗。」我們也同樣經歷過解嚴後的歷史，更甚，國高中課本上教述中華民國歷史時的版本，以及與我們同承血緣的父母，都是整場歷史建構的見證人。當《牽阮的手》使用了莊益增導演的立場和世代，在上上一代與我輩之間做了一個銜接的旁白角色時，歷史突然近了起來，事件主角不再是課本上或墓碑上那些模糊的臉孔，而是一場「生命」時，你會抓著每個年代去推算自己當時幾歲、父母是否出生，或者祖父母經歷的過程，紀錄片中就不只是三條敘事線，還多了第四條屬於觀眾自身的，此時，歷史就不再只是歷史。

身為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在訪談過程中，我老實地與導演談到年輕人接受或排拒的可能性，就如同身邊朋友在看片前的反映：「為什麼都現在了還要拍這種片？」然而，與此同時，我也突然困惑了起來，我們都喜愛切格瓦拉，即使我們都知道這是場南美洲失敗的革命之旅，我們還是願意徹夜排隊進戲院看上下集的電影，但為何卻連田朝明、李萬居是誰都漠不關心？這些就在同一塊土地上具有左派精神的革命分子，因為時空過近就消失了傳奇性？還是台灣社會之前尚未準備好讓我們去認識他們？顏蘭權相當自省地說：「我經常想到某個片段眼淚就掉下來，剪片時還曾經跑出去抱著益增大哭一小時...如果這種對理想的精神沒有承接到六、七年級，是我們這一代的錯；如果我們還有接收到，是我們大哥大姊教會我們的，而我們是妳的大哥大姊，是我們沒做好......」現在，他們做好了；而我們，準備好了嗎？

P.S. 本片在台北電影節上映後，院線上映因為資金窘迫仍舊遙遙無期，想看的人，導演夫婦目前接受小額捐款，歡迎一起把《牽阮的手》推上院線！

原文出處：http://www.pots.tw/node/5581

小詩

2011-10-17T06:21:00.000-07:00

On such a rainy day nothing stays dry.
Not your hair, not my humour.
Where's the amor, anyway?
All we can do is take off our wet hood,
let Lady Day set our mood.

有感而發作的小詩，在綿綿小雨的天氣，格外顯得合適妥切。

Steve Jobs與我的MacBook Pro

2011-10-05T22:53:00.000-07:00

這不是一篇開箱文，不過一切還是得從開箱說起。

為了製作和剪接公視的短片，以及之後事業發展的考量，我過去兩個星期在網上訂了很多東西，包括兩顆高速硬碟（一顆2TB、一顆750GB）、一支專業RØDE麥克風、數片拜託老弟在台灣買的紀錄片DVD，以及一台15吋蘋果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

兩顆硬碟以及DVD兩件包裹，正好同時預估於昨天宅配到家，因此整天我都不能出門，得待在家裡直到至少傍晚6點。等待是件折騰人的事，特別是為了等待而等待，以及無法預測得等待多久的等待。從早上8點開始，到下午4點，我的門鈴一次都沒響過，我幾乎要懷疑，自己是不是寫錯地址。

4點半左右，門鈴終於響了，我狂奔下樓，開了門，DHL的送貨員靦腆的對我笑了一下，手中捧著一個約兩個鞋盒大小的紙箱，我接過手，挺沉重的，心想兩顆硬碟不可能這麼大又這麼重吧！該不會當初數量填錯，裡頭其實有20顆？假如是DVD的話，該不會有幾百片吧？一回到房間，迫不及待開箱，把保護防震的東西拆開，才發現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蘋果商標躺在正中央，像在對著我笑。

原來是MacBook Pro筆電，以及剪接用鍵盤！！

過了這麼多年，我終於，也終究成為Mac一族了。不知為何我腦中突然浮現Steve Jobs的臉，耳旁響起他的話：『恭喜你，遇襲（一般老外為了想念好我名字的努力結果），歡迎加入蘋果這個史上最酷的邪惡帝國。』雖然在學校的剪接室，我早就用蘋果電腦的iMac、Mac Pro剪過很多影片了，但真正自己擁有一台，卻是不同的感覺。

沒想到我成為蘋果筆電用戶的第一天，竟然也是Steve Jobs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對我來說，素未平生的他，一直像個老師，2008年離職前，讀了他那著名的史丹佛畢業演講稿，還有感而發放到以前的舊網誌，他說了三個故事，第一個關於點滴人生的串聯，第二個關於失去，第三個則是死亡。我永遠記得關於死亡那個，他說：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當初這句話，讓我更堅決離開一份不喜歡、不適合的工作，也造就了現在的我。現在回頭看，在某些價值觀裡，自己可能一事無成，沒有賺到第一桶金，沒有五子登科，有些人可能還會嘲笑我，有好好的外商不待，作什麼留學電影大夢。這些我都無法反駁，也沒有必要反駁，畢竟，以他們的標準來看，我是失敗的，但假如你問我，後悔嗎？我一定馬上搖頭，露出靦腆的笑容，回答你：一點都不，而且我覺得我現在好快樂。

離職的那天，我心中暗自決定，不管如何，不管多久以後，我都要把這天的這個決定，當作這輩子最好的一個決定。也因此，決定的好壞並不取決於你當下選了什麼，而是之後你以什麼樣的態度和努力去完善你的選擇。因為這樣，我變得不那麼害怕抉擇，唯一要擔心的是，我會不會辜負自己的抉擇，如此而已。

今天一早起床，打開新買的MacBook Pro，看著Steve Jobs過世的消息，用他的創造，瀏覽他的死訊，應該是最好的致敬方式吧！仔細端詳著MacBook Pro簡潔的機身設計，外面看似什麼都沒有，實則什麼都藏在裡面了，一如Steve Jobs給我的感覺，用平易近人的話語，蘊藏了很深很深的智慧。

再次讀著他當年的演講稿，所有字句在15吋的螢幕裡，竟然顯得如此龐大，且鏗鏘有力。我用鼠標把一句話反白，有別於Windows的Ctrl+C，我在蘋果鍵盤上按了cmd+C，複製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接著在心裡貼上。

關於賽德克巴萊的英文字幕

2011-09-29T01:06:00.000-07:00

《賽德克》稱打入國際卻沒英文字幕老外觀眾怒譙看攏嘸

2011年 09月18日

【洪敏祥、楊景婷╱台北報導】今年最受矚目的國片《賽德克．巴萊》，上集明天上映才第10天，全台票房即可飆破2億元，票房累積速度堪稱本土電影之最，可惜的是目前上映的版本，只有中文字幕，有老外興沖沖買票進場，看得霧煞煞，枯坐2個多小時，有被欺騙的感覺，讀者忍不住投訴，「真不懂魏導的打入國際是打到哪裡去……」。

《賽德克》耗資7億元，是台灣影壇最高製作成本，描述台灣日據時代，賽德克族不滿日人欺壓，展開血腥抗暴的「霧社事件」。靠導演魏德聖以《海角七号》吸收的粉絲，以及日前在威尼斯影展營造的聲勢，《賽德克》上集9日上映後，在全台席捲票房。令人意外的是，該片以賽德克族語發音，但台灣上映僅有中文字幕，電影公司昨解釋：「其實已做好英文字幕版本，但唱歌部分賽德克語翻成中文字幕已很長，再加英文字幕，銀幕會很擠，所以才拿掉。」不過，昨讀者向本報投訴，外籍朋友買票進場，才發現沒英文字幕，枯坐2個多小時，有被欺騙的感覺。電影公司昨回應，正在設法解決英文字幕的問題。

原文出處－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675935/IssueID/20110918

在PTT電影版看到這篇報導，很少回文的我，忍不住回了一篇感想，可能我稍微激動了點，但遠離自己家鄉，往往更能體會自我認同的定義，做人可以禮貌謙遜，不過該展現氣度與自信時，絕對不要遲疑，這是我待在國外這點時間的感想，內文如下：

很多台灣人都實在太替外國人著想了。前幾天我在英國剛好待滿三年，三年來我在電影院看過無數電影，各種語言發音都有，英語片不加字幕，非英語片加英文字幕，也從來沒聽過這裡的"外國人"抱怨。

可能你會說，因為英國的外國人都懂英文，台灣的外國人不懂中文，情況不一樣，為了要走入國際，所以要方便一下外國人，打上英文字幕。

以商業上的考量，也許可以卑微一點，有錢為何不賺，打上英文字幕能多賣更多票，當然沒問題；但以文化面來看，實在是沒必要如此貼心，就如同每個台灣人都要取個英文名字，"方便"外國人發音。我的觀點是，別人真的有心要記住你的名字，再難念都會記住，沒心，人家也懶得知

道你叫Michael還是John，反正都是長得都差不多的亞洲人。

可能我有點偏激，可能是我的外國朋友給我的影響，沒有外國朋友喜歡我的英文名字，他們說那不是我。所以我漸漸覺得，當你不看重自己的文化或認同，別人也會覺得無所謂，那不是傲慢，而是一種自信。需要迎合別人的舉動，可能可以稱作貼心，替人著想，但更多時候只是暗示

別人，我沒自信。

諷刺的是，賽德克巴萊正是一部在講，文化認同被其他民族壓迫而產生反動的電影，如果上英文字幕是為了進軍國際市場參加影展，這當然沒問題，因為此時是用相對國際的語言－英文，讓大家認識我們，如龍應台說的，國際化不是變得更大家都一樣，而是用世界都懂的語言告訴大家我的不一樣。

但假如是在台灣本土，就該用我們的官方語言－中文，來者是客，但作客的人不也是要尊重主人家的規矩，不是嗎？否則大家都如此貼心，而當年賽德克族人都很開心的在自家說日語，也就不會有之後的霧社事件，和這部電影了。

一如林懷民說的：「自己有信心、有尊嚴後，他人便會尊敬你的歷史和文化，不管他們懂不懂你的語言。」

滴答的聲音

2011-09-21T23:39:00.001-07:00

我一向是個好睡的人，也總是一覺到底。很久很久沒失眠了，而前晚躺在床上、闔眼前，不知為何的，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可能會失眠。雖然後來我還是睡著了，沒有太多的掙扎，但那個念頭像顆種子，墜入原本平靜無紋的腦海，泛起些微波紋。

我一向相信心理影響生理，也篤信相由心生。睡不著的念頭像顆膠囊，隨著時間緩慢的在意識中溶解開來，清晨四點，如同藥效發作般，我猛然驚醒，雙眼未完全睜開前，雙耳先聽到洗手檯附近，水滴如秒針規律的滴答，躺在床的邊陲發呆，任憑時間如水滴般流逝。約莫過了水滴積滿一碗維力炸醬麵的時間，我才從被催眠似的空白中回神，便起身把右邊的水龍頭開關扭緊，同時發現一個事實－那個睡不著的念頭、那個種子、那個自我贈送的詛咒，成真了。此刻的我，不知該為自己的預言成真感到開心，或為睡不著而感到難過。

我一向不甘寂寞，也樂於從反面解讀事物。正式成為被失眠當作名詞修飾的人之後，我仔細回想最近的生活，假如說「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那每個失眠人的心中，肯定都有個揮之不去的念頭。不知為何，我慢慢在腦中回憶留學的點滴，好的壞的都有。

霎時，耳邊持續響著的水滴聲消失了，我倒是全身都跳進意識的河流中，用瓊瑤的講法，在回憶裡泅泳。我突然覺得自己好老，失去好多，很多事還沒做，我不是普魯斯特，卻也莫名其妙的追憶起似水年華。想著想著才發現，原來，生活的當下傾向於平淡無味，如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如白開水的恬淡；總是在回憶起來的時候，才充滿滋味。

人生就像一杯茶，是會回甘的。

我一向喜歡短話長說，也過於善感多愁。坐到電腦前，開始在部落格打起字。我想起佐藤津子說過的一句話，『真正的平靜安穩是，在一個波濤洶湧的河道裡，很多的水，但依然覺得很安心。』而失眠的我，在回憶的長河裡泅泳的我，又突然聽到滴答的聲音。後來我才發現，一直沒關緊的，是左邊的水龍頭。

我卻一廂情願的相信是右邊的。

孤獨是什麼－短片《Being Teresa》

2011-09-09T03:22:00.000-07:00

孤獨是什麼？

孤立和獨立又有什麼分別？

因為上面的問題，我拍了這部短片《Being Teresa》，目的並非找出答案，而是透過尋找，讓自己更清楚問題的本質，因為對我來說，人生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即使是同樣的問題，不同人問，懷著不同動機問，立場觀點都不會完全相同，更遑論答案本身了。

Teresa曾經非常的孤獨，一整個星期說不到一句話，獨自待在房間一整天，不過如她所說的，身邊圍繞著人，不代表因此不會感到孤獨，即使覺得自己孤獨，也不代表就該感到悲傷。無論如何，假如你一直都是個孤獨的人，也不代表就得要改變自己，即使變成一個萬人迷，那個人也可能不是真正的你。

唯有對自己感到舒服，能自在的跟自己相處，才能真正得到快樂吧！我猜！

waterfall瀑布雜誌

2011-08-11T03:28:00.000-07:00

相信有些人聽過這本叫做waterfall瀑布的中英文雙語藝術雜誌，充滿神祕感之外，上市發行的地點常是倫敦、柏林等，聽起來比誠品信義店，遙遠太多的地方。大部分雜誌都是從實體轉成線上，waterfall比較反叛大膽，從線上雜誌起家，反攻實體。

總之喜歡國外藝術風格強烈雜誌的朋友，應該都會驚艷於waterfall的質感。把雜誌當人比喻的話，waterfall有點像是更富禪意、會說中文的Daze Digital。

我這次有幸，接受主編小8的邀稿，撰寫了一篇評論動新聞的文章，第一次以中英雙語寫稿，寫作過程有種人格分裂的錯覺。剛剛收到從倫敦寄來的實體雜誌，無論是用看的、摸的、聞的、讀的，感覺都非常好，質感十分精美細膩。覺得自己的文字被如此富有美感的排版對待，與有榮焉。

一年僅出刊兩次，發行國遍及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德國、英國和法國。聽小8說九月初會在台北辦場活動，詳細情形就麻煩大家密切注意其官網或Facebook頁面了。欲在台灣購買雜誌，洽下面列表：

第一個企劃案－《我們最後的留學時光》

2011-08-06T12:51:00.000-07:00

好久沒寫部落格了。

跟懶散有點關係，跟忙著畢業作也有關係，但最大的原因為自己最近伏案寫的，是一種陌生的文體，叫作企劃案。這種充滿目的性的寫作，我一直是缺乏經驗的，也幾乎想不起來，從小到大有任何人教過怎麼寫好一份企劃案。

直到留學以後，才漸漸有類似的書寫經驗。例如申請學校的proposal，就是一種企劃案，推銷的不是別的，而是自己。那倒還算好寫，把過去的豐功偉業詳實描述之外，再用點魔幻寫實的手法，讓其在不違背事實的前提下，作最有效的修飾，相信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

過去這段時間，我忙著寫的，是紀錄片的企劃案。一個多月前，偶然看到公視在徵求短片的消息，算是培育新導演的機會：拍個13分鐘的短片，題材不限，名額四位，入選每位可得20萬的製作補助，完成作品還能在年底於公視播出。我一看，覺得這根本是替我量身打造的良機。自己已拍了三部6分鐘內的短片，正在拍15分鐘左右的畢業作，公視徵求的13分鐘，正巧是我目前亟欲挑戰、熟悉的長度。於是也沒考慮太多，就開始埋首發想點子。

也許是目前正就讀的紀錄片課程給我的訓練，過去一年，寫過好幾篇短片企劃案了，對於影片架構的設計與說明、拍攝想法的陳述與溝通等，都有些經驗，這次還是用中文寫，相對更輕鬆自在。於是花了幾個星期，全憑過去課堂上練習的累積，寫完自己畢生第一篇「專業」企劃案。

寫完後離截止日期只剩一個星期，還得把企劃案、影像作品DVD用郵遞的方式寄回台灣公共電視台。到了郵局，問了郵費，很戲劇化的分為兩種，第一種只要7英鎊（350台幣），但不保證送達日期，通常需要7-9天；第二種竟然要65英鎊（懶得換算了，總之是接近第一種的10倍價格），保證5天送達台灣。當下我覺得英國皇家郵政（Royal Mail）比較像英國國家博奕公司（National Lottery），洞悉人性的糾結：選了便宜的第一種，可能會無法準時送達，選了第二種，卻貴得離譜。

後來我選了貴的那種。

寄出當下，卻有點後悔，並為那65鎊感到些微心痛。以過去經驗，當初特別想得到的，如第一次投稿大報文學獎，通常都不會得到，無特別所求的，卻往往送上門來。這次我是真的很想抓住這個機會，以莫非定律和上述經驗來說，我應該不會雀屏中選。其次，也不覺得自己寫得特別出色，算中規中矩而已，唯一的優勢大概就是留學生的題材，在台灣紀錄片的領域，並不算常見。但覺得時機點剛好，算是給自己的一次試煉，被選中了，代表自己可能真的還有能力走這條路。於是一股惱的，用十分生澀的技巧，但非常想要的心情下筆。

直到昨天之前，都不覺得自己會中選。知道5日會公布結果，心情忐忑不安，不斷安慰自己，甚至已作好落選的心理建設。正當一早7點，準備起床打開電腦，查詢一個極有可能沒有自己名字在上頭的名單，突然手機響了起來。這種時間來電只有兩種可能：打錯電話，或是詐騙集團。

正當睡眼惺忪的自己，沒好氣的接起電話，電話另一頭的公視製作人左珮華小姐，說企劃案入選時，我還一度懷疑這通電話包含以上兩種可能：打錯電話的詐騙集團。就跟當初PPAPER的史淳瑜主編，在我部落格留言，說想不想一起工作，給我的感覺如出一轍，非常的超現實。直到掛完電話，我還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當下的第一個想法，很踏實的是，好險65英鎊沒有白白浪費。

總之，第一次寫企劃案，就拿到公共電視的委制短片機會，只能說十分幸運。說這是正式邁向職業製作的完美機會，一點都不為過，只能加倍努力，回報這個機會，並讓自己變得更好。當初設想的目標，竟然一項一項達成了。雖然有時不免懷疑，如此這般的心想事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老實講，我真的不知訣竅在哪，但假如得用一件事來比喻，大概就像寫企劃案那樣：有了點子，看到機會，不必想太多，先下筆寫就對了，然後，字裡行間應該就會透露出一種決心，甚至是「我真的認為這個點子可行」的堅定。套句被引用無數的句子：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你完成。

所以對我來說，成功的企劃案，甚至人生，大概都是這樣寫出來的吧。

註：相關新聞－

1. 2011觀點短片參賽者不分年紀擠當紀錄片新秀

2. 2011第六屆「觀點短片展」公佈入選名單

我提案的短片企劃叫做《我們最後的留學時光》，拍攝期間，我會設立Facebook網頁，跟大家分享各種花絮，讓觀眾在影片正式播出前，也能間接參與以及見證製作過程。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再記錄」吧！

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

2011-07-29T09:16:00.000-07:00

希望大家能花點時間看看這部影片，真相只有一個，但真相常因為利益與權力的利害關係，被犧牲，被掩蓋，被變造成好幾個版本。這部影片沒有電視台敢播，因其牽扯的政治與產業利益龐大且錯綜複雜，幸好，我們還有網路。

自新頭殼轉錄

【編按】

這部影片，紀錄一個「偏執」的記者花了六年的時間，持續調查、追蹤台灣的禽流感疫情的漫長過程。為了找尋真相，這六年當中他徒手解剖來自在北、中、南超過200隻的病死雞，也正因為他的一股傻勁，完成了這部揭露真相的紀錄片。

然而，就在真相即將大白之際，政府官僚體系卻對這整樁事件展開了反擊行動。表面上看來最弱勢但也最強悍的養雞農民，成了官僚對付媒體最好的武器；研究計畫經費，想當然爾成了讓學術界噤聲的最毒禁藥。儘管如此，這位「偏執」的記者依舊不孤單的穿過這片陰鷙的叢林，因為還有1個動保團體、2位記者與3位學者跟他站在同一邊，他們要一起揭穿，這個《不能戳的秘密》。

關於三峽的三部電影：沿江而上、淹沒、三峽好人

2011-07-24T06:27:00.000-07:00

雖然我很懷疑是否有人會耐著性子閱讀，不過還是想在這裡分享，給對三峽大壩議題有興趣的影迷朋友，這是我針對三部討論三峽大壩的電影，所作的一些分析比較。《沿江而上》和《淹沒》是紀錄片，《三峽好人》雖非紀錄片，故事純為虛構，但之中的地景影像，已有紀錄的作用，其在世界影評的歸類中，也被視為介於紀錄片和劇情片之中，也就是docudrama。

All about the Three Gorges Dam: Up the Yangtze/ Before the Flood/ Still Life

Introduction

This essay is not about the Three Gorges Dam, but about the films relating to it. Borrowing Raymond Carver’s famous sentence to see the question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Three Gorges Dam.’ Specifically, it is more about documentary films on the issue of China’s change. Up the Yangtze is the main body to be discussed from both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Firstly, som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will be explored, and then another documentary Before the Flood will be invited to the aesthetical analysis. What follows is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both films, plus, the surreal style a docudrama Still Life brings in. Lastly, next comes to the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implication, mostly in Up the Yangtze. Three films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comparison of each idiosyncrasy. Even though the Three Gorges Dam is not the major subject here, however, it is a joint point of the three films. And it is mentioned everywhere in this essay. For this reason, the title appears to be so.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in Up the Yangtze

The idea of choosing Up the Yangtze stems from my interest in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film. The metaphors are not only aesthetical but also political, in terms of the subjects and cinematic expression. As director’s first impression toward the Three Gorges Dam area (Fengdu), it was ghostlike and mysterious, as well as reflecting famous Chinese mythology, the Gates of Hell. Therefore, the place has already provided enormous metaphorical materials at the first place. Not mention the Three Gorges Dam itself represents endless controversies and contrasts, like what director’s narrativ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m: ‘Imagine the Grand Canyon turned into a lake.’ Despite the fact, the contrasts revealing in Up the Yangtze are simply a handful of all.

The major contrast can be found on the protagonists of the film. A sixteen year old girl Yu Shui, whose peasant family background represents those hundred millions of uneducated, extremely poor people in China. They belong to the bottom layer of social hierarchy, as well as to the old China. The other protagonist is a nineteen year old young man Chen Bo Yu, who is epitomised the One Child Policy generation from middle class families. They embrace capitalism and reckon themselves as mainstream of the new China. Even though both subjects’ backgrounds utterl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however, their fates are collectively and deeply connected with the riv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as the tagline revels: ‘The River that erased her (Yu Shui) past will write her future’.

The structure of the Up the Yangtze therefore implies that it is a film hoping to capture the change of China. The Three Gorges Dam is just an implication or metaphor as the Gates of Hell, after going through everything will change. No matter the change represents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 modernisation or capitalization, most of the films about the Three Gorges Dam issue focus on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locals or ordinary people in bottom class of society. Like another documentary Before the Flood by two local directors, and a docudrama Still Life by iconic director Jia Zhangke, all reflect the reality of plights and struggles that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affected local residents have. Nevertheless, among all of these resembling topic films, structurally Up the Yangtze seems to be the most traditional and steady. According to director Yung Chang, he intended to utilise the most traditional documentary narration in order to catch the most extensive audi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the most unusual one in terms of point of observation.

What makes Up the Yangtze unique from other films about the Three Gorges Dam is perhaps the identity of the director. His west-east mixed background places his viewpoint in a special spot of the film. Through this in-between angle to see, plus director’s sensitivity of culture difference, a few contrasts emerge even more visibly. Such as the foreigner tourists on the boat dress like Chinese emperor and empress, and Chinese boat attendants are given English names. Comparing with other films, a few more exotic elements are explored in Up the Yangtze. A sentence from Patrick Keiller’s film London, thereafter becoming a book’s title, describes about London, ‘It’s so exotic and so homemade’, actually evokes the paradoxical notion that a nation could at the same time both very familiar and strange. This concept that induces some senses of conflicting aesthetic also applies to aforementioned scenes in Up the Yangtze.

That is to say, the aesthetic contrasts embedded in several metaphors in Up the Yangtze are deeply aroused by culture and ideology differences. Like the cruise boat, a microcosm of the world, carries various layers of cultural, hierarchical and emotional representation. More than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cruise boat indicates a farewell journe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o say goodbye to the scenery (and the old China) that later on will be swallowed by rising water when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is completed.

The element of disappearance in stories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mysterious and sometimes beautiful, 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cases are unpleasant or even tragic. Another aesthetic contrast therefore appears in the process of farewell journey itself. To western tourists, it is a journey to catch the last gaze of the old China; to local residents, it is a journey to participate in the rising power of their own nation; to the director, it is a journey to retrieve his personal root; to audiences, it is a journey to witness the change of China. The director’s unique background includes above all the viewpoints, and placing the film in a relatively ambiguous position.

Another Documentary: Before the Flood

Unlike Up the Yangtze, another documentary Before the Flood (Yang Mo) gives out different look and viewpoint on similar theme. The latter lets the images demonstrate the direct impact to the local residents without explicit judgments. Several explosion scenes suggest how easy and fast disappearance can be, in sharp contrast to how difficult and time consuming to establish them. Indeed, it is more straightforward and powerful. However, the ambiguity of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captured in Up the Yangtze,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more space to imagination. That is to say, viewer is relatively easy to interpret and reflect their own thoughts through watching Up the Yangtze. Although not many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re used in Before the Flood, but as a documentary it reaches more closely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objective reality, in another words, it is more observational, as well as more attached to verité-style documentary filmmaking.

Interestingly, the English film title Before the Flood slightly differ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one, Yan Mo (淹沒). The direct translation means ‘to submerge’, ‘to flood’, ‘to swallow up’, and it actually suggests more layers of meanings. In many way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 therefore could be more abstractive. Although the major subject of the film is straightforwardly aiming to the force evacuation of residents before the Yangtze River rises and floods everything. But what the film truly conveys is even more and bigger than that. Excerpt for the physical things will be swallowed up, many other abstract things such as tradition or faith and so forth will too, not literally by water, but by the whole process of modernisation. From this notion, Before the Flood seems not merely talking about the Three Gorges Dam, but the whole China. Building the biggest Dam in the world at some point actually represents China’s ferociously speed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However, it causes endless conflicts and sufferings to lower class people; possibly, it is the price China needs to pay. Not only in Before the Flood, but also in Up the Yangtze can we see this so-called ‘the price of moderni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both documentaries are likely to be the epitome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s Before the Flood director Li Yifan once addressed in an interview, ‘I’m not making a film about how the city is flooded by the Yangtze River, but a film about how the wave of modernisation and the transform of humanity will flood this place.’

In fact, we all can witness a vital element that has been represented in these two documentaries. That is change of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both films attempt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the historical part of China, not only documenting but also reflecting it as a contrast to what China has become nowaday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spect in both films, especially, is seen as a nostalgic introspection rather than a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documentary filmmaker. Up the Yangtze starts with a quote from Confucius: “By three methods we may learn wisdom: first, by reflection which is noblest; second, by imitation which is easiest; and third, by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bitterest.” More or less it hints that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might be a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for any other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No matter how bitter it will be, one thing is assured that many things inevitably will be lost dur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tradition itself. Take Before the Flood as example, the filming mostly took place in Fengjie, a county famous for inspiring many Chinese poets. On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Tang poetries by Li Po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the greatest poet in Chinese history) is depicting about the place. Therefore filming the dislocation in Fengjie gives out the attempt of engaging in its historical respect. More than that, Before the Flood and Fengjie eventually inspired another Chinese leading director Jia Zhangke to make one of his most renowned films Still Life, which is a docudrama attaching the theme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as well.

Visual Representation, Surreal style and Still Life

In the sense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narration, Before the Flood embraces the basic documentary technique, tracking and shooting without commenting. Thus it reflect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mmaker and subject seems to be distant. However, from the camera works more or less leak out some information of the emotion and sense perception the filmmakers had. Such as in the beginning the shots tend to be longer and steadier, but through the force evacuation time approaches, the shots become shorter and shakier. This brings the tension to peak, meanwhile, more and more conflicts are emerging. In a comparison of Up the Yangtze, the image and picture is comparatively restless. What makes the dramatic tension in Before the Flood is the atmosphere of endless conflicts.

There are two scenes leave the most impressive aftertaste, like Werner Herzog defines what film is, ‘the agitation of mind.’ Firstly, the aging owner of coolie hostel walked down the hill trying to find a place for his alternative hostel after the old one would be flooded. The camera stays still and the old man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in the frame, eventually disappearing with in a large number of reinforced concrete bars. His anxiety and insignificantly small figure contrasts to the massive ‘concrete forest’, therefore drawing a pi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 and his living environment. In spite of no comment has been made, but the image has already spoken out the fate of this old man in a very symbolic way.

The second scene that shatters emotion is the explosion of buildings. To see several houses, blocks of flats and tall buildings collapsing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a flash time is a mind blowing process. A city older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could be torn down in a few years, even seconds. It creates a kind of visual violence, like news broadcast image or CCTV, direct and shocking. A metaphoric moment later on comes after a series of explosions. As we can see the camera stays still, dirt and dust floating in the air after the building collapsed, the sight thereafter is full of dusty air. It is seemingly bringing up a sense of ‘dust of tradition’, which on certain degree ‘floods’ our vision. Even if Before the Flood and Up the Yangtze are documentaries, however, the demolition city scenes visually seem to create a surreal atmosphere. It draws apart a distance between decaying Fengjie and the city landscape that we generally consider as.

The surreal effect also applies to another Three Gorges Dam backdrop film Still Life. Even though it is not a documentary, but the landscape and characters in the film are mostly realistic and authentic. Some critics categorise it as a docudrama, some call it ‘a breathtakingly poetic hybrid of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Its documentary element demonstrates on human physical bodies, then immediately shows in its open scene: the camera slowly tracking along inside a long boat which is packed with local people as passengers, whose faces and bodies are like what New York Times film critic Manohla Dargis writes ‘human bodies as moving space’. Therefore simply through local people, we seem to be able to watch a portrait of life or a ‘still life’ in Fengjie.

Nevertheless, the fiction elements or surreal expression in Still Life except for those animation, are mainly focusing on the landscapes. The director Jia Zhangke manages to turn a massive rubble fields and soon to be torn down buildings into a poetic tableau. What makes the film visually surreal is that the half-decayed Fengjie in the film is like a Chinese traditional scroll landscape painting, but their contents have nothing in common. This highlights a contrast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seemingly surreal, but actually real.

Political Implication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Up the Yangtze firstly starts as a joke. A Chinese leader and an American leader both sit in a car. When facing a junction, to the left is socialism, to the right is capitalism. American leader says ‘let’s turn right’; Chinese leader says ‘OK, I will turn right, but the indicator will be turned on to the left.’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position or not, we will not laugh if it is not that true in certain degree. However, this joke actually points out a huge transition in China. Although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has already proposed by nation’s father Sun Yat Sen in 1919, but it did not really carried out until 1950s Mao Ze Dong embraced this idea. The archive footage of Mao swimming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is put in the film as well, which stresses Mao’s belief of the existence of dam will completely change the world. And then the mega dam eventually began to be under construction from 1993. Interestingly, the start of Dam construction time is also around the tim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rection is entirely assured.

The economic reform is like a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development. Before that it is like what the 16 year old girl Yu-Shui’s father describes, his mother starved to death in the Great Famine of the 1960s, around Mao’s time. Thus this could be seen a hint suggesting that communism could hardly make a nation’s economy better.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Mao’s thoughts or communism’s propaganda is still everywhere, despite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ike the slogan of Chinese government imposed during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the small family must sacrifice to help the big family’ entirely presents the spirit of communism. It appears not only in both Before the Flood and Still Life, but also happens to Yu-Shui in Up the Yangtze in a personal way.

When Yu-Shui expresses her willing to take a further study, her parents exactly expect her to sacrifice herself to help the whole family. And as she says: ’’Now we are in a socialist society that demands knowledge.” In regardless of what kind of society China actually is, it is no doubt that Yu-Shui regards herself having taken part in the age of the New China. Even so it doesn’t mean Yu-Shui’s parents still represent the old China, but they seem to have no other choice in terms of coping with their fate of the relocation due to the dam construction. It is cruel but they are simply unable to catch up the pace of the New China. The director’s narrative seems to prove this: “Mao’s utopian vision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at some point actually has become a harsh reality now.”

Consequently,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symbolises the power to push China ahead to a new position both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A little story about ‘no matter black cat or white cat, as long as being able to catch a rat then it is a good cat’, truthfully, shows Chinese government’s flexible policy toward economic reform. The implication in all three films all suggest that it is more than an economic purpose to build the biggest dam in history. It could be utterly political as well. As Rob Nixon analyses, ‘iconic structures of monumental modernity serve to concretise the idea that developing nations are catching up.’ For that reas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an old man on street in Up the Yangtze claims that ‘our country becomes so strong, even being able to cut off such a big river.’ The Three Gorges Dam has turned into a national proud that is imposed in general people’s political ideology.

Unfortunately, the nation’s progression doesn’t guarantee individual’s advancement. Everyone could be political correct as long as national development doesn’t conflict with personal interest. As we can see the antique shop owner bursts into tear and grumbles about it’s difficult to be a common person, even more difficult to be a common person in China. What he meant is not only individual sacrifice but also the corruption culture in local government. Ironically, the most vested interest group from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might be neither common people nor the nation itself, but the local officials. In all three films we can see this bribing issue.

Therefore, whether it is the antique shop owner or Yu-Shui’s family, or the rest two million relocatees, their helpless situations constitute the most emotion affecting power. In particular, the scene that Yu-Shui’s parents are brought on the Three Gorges Dam to speak freely about the effect of the project and the glory it brings to China. Even though their home is going to be disappeared due to the Dam, they still accept it and regard its necessary benefit to the country. Sadly, their sacrifices might be only paid off as sympathy from audience instead of as much substantial aid from authority.

In addition, some political issues in Up the Yangtze are represented in a subtle and humorous way. For instance, the manager gives employees guidance of not to talk about some political taboos with tourists. ‘Never compar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call anyone old, pale or fat (plump is O.K.); never talk about politics.’ Some other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s about identity. As two main characters step on the cruise boat, immediately they are given English names. This concretises an idea that China’s modernisation is perhaps more likely to be part of pursuing and fusing with western type of modern society. When a person’s name is replaced to another, the shift of identity becomes the problem of self-effacement. This kind of trend might belong to post-Mao China, or it is simply the value of the new China. Thus it has become a political ambivalent or paradox. Like the car indicator joke, China is seemingly rejecting western world but actually embracing it.

Conclusion

The controversies and contrasts the Three Gorges Dam brings are like the Yangtze River’s surface, rising every year. It is an endless journey to discuss its benefits and harms. And it is particularly hard to find an appropriate answer or meaning to the existence of this massive dam. Although we still could not find the answer through documentaries, but at least we are able to find different angles to see the questions.

What Up the Yangtze, Before the Flood, and Still Life truly tend to explore is not the Three Gorges Dam itself, instead, is the change and transition of China. That is also part of the reason those tourists on luxury cruise boat come for.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becomes a paradoxical argument, even providing conflict as element to cinematic expression. Aesthetically,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rising water to flood the city might be poetic. But when it turns out to be reality, the perception of the picture will end up harsh.

In visual style, Still Life might be the most outstanding among the three, due to it is not a documentary most of scenes could be designed. But it truthfully depicts the empty mind and landscape in Fengjie in a poetic and surreal way. The landscape and local people in it all become a tableau. Like the usual form of express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croll landscape painting, ‘leaving an empty space’ to imagination. That is to say, emptiness also needs to be created. The visual expression in Up the Yangtze has the similar effect. Its stately and slow camera work creates a peaceful atmosphere, and its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lso enriches the film with layers of narration. Although director’s narratives run through the whole film, but it is not preachy, instead, his personal nostalgic connection adds some more warmth into the film. Personally, the observational style of Before the Flood gives me the most space to contemplate. Its cinematic tension is also the greatest, in terms of the reality of demolition conflict. The visual expression is relatively plain, but direct and powerful.

As to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he Three Gorges Dam symbolises the glor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acrifices millions of people’s interest. Neither Before the Flood nor Up the Yangtze criticise this, but simply let the images and local people speak for it. As the white cat black cat anecdote in Up the Yangtze, the political standpoint might not be that crucial in these three films. And what is believed as more important than giving out position toward politics i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bigger picture, which is China’s change. Although the mysterious, exotic, ancient China has disappeared and been like Fengjie, or Yu Shui’s home, forever being flooded by rising Yangtze River. But through watching these documentaries, as if we were on the luxury cruise boat as well, experiencing the journey of witnessing China’s heading to a new direction. Yet we need to farewell to it, after all, its change is still on-going. As that old saying suggests, ‘The only thing that never changes is change itself.’

《猜火車》── 青春次世代的矛盾與掙扎

2011-07-19T00:00:00.001-07:00

《猜火車》以蘇格蘭愛丁堡為背景，以當地年輕人的生活為軸，價值觀的選擇，貫穿為全片的骨幹。片頭旁白告訴我們：想過哪種人生，取決於「選」和「不選」。只是恰好那些年輕人選擇的是海洛因，而不是大部分人奉行的正常生活。這正好抓住了青年世代對未來的失落與徬徨，吸毒只是一個手段，如主角Renton（伊旺麥奎格飾）說的，「假如維他命C違法，我們就會吸維他命C」，這是與世俗社會的消極對抗－－因為不准吸毒，所以偏要吸。

當Renton用藥物麻痺自己、掙脫社會框架，以一種連自己也不是非常明白的方式來反叛，與80年代復興的Mod青年次文化，基本上是同樣的精神：與勞工階級父母之間的代溝，造成生活壓抑，演變成追求自我的生活解放。嗑藥、濫交、流連舞廳，注重音樂與個人風格的打扮等，都是找到自我認同的方式，但矛盾的也是，看似率性而為，實則更多人迷失其中。

素以豐富文藝氣息聞名的愛丁堡，在《猜火車》中，暴露出的貧窮與青少年問題，讓美麗的城市也因此顯得醜陋起來。如同許多英國人說的，愛丁堡是個外人會喜歡，當地人會厭倦的地方，因為美好表象之下的人際疏離，以及空虛，會逐漸侵蝕人的生活與意志。而蘇格蘭人對身分認同的複雜情緒，淵源於對英格蘭人的矛盾歷史因素，是一種恨意中帶著依賴的關係。

影片中細膩刻劃的各種吸毒過程，從煙吸、燙吸、鼻嗅，口服、再到注射，讓人有種看吸毒紀錄片的錯覺。寫實的鏡頭外，導演Danny Boyle受到Francis Bacon畫作的影響，同時以超現實、迷幻的手法，呈現服用毒品後的恍惚狀態。當初也礙於拍片預算不足，很多鏡頭都在一個take搞定，使得畫面整體較為粗糙，不過也意外讓介於虛實之間的影像，成為獨樹一幟的風格。值得一提的經典畫面，大概就是那個蘇格蘭最骯髒的廁所了，當Renton全身鑽入馬桶中，找尋兩顆藥丸，至今仍成為《猜火車》影迷最難忘的一幕。

此片在1996年上映後，馬上造成英國電影界的轟動，除了爭議性十足的吸毒題材外，導演Danny Boyle創新的電影語言，功不可沒，《猜火車》無論在敘事節奏、旁白的使用、配樂的選擇、影像風格上，都顯得大膽前衛，特別是相比之前一向保守、強調寫實的英國電影，《猜火車》內容與形式上的叛逆，大量超寫實的鏡頭，都顯得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1999年《猜火車》就被英國電影學會，選入百大英國電影的第十名。再加上Danny Boyle精準捕捉當代青年次文化的精神，不作任何批判的視角，也引起全世界青年的共鳴，自此成為cult film中的經典。即使至今，《猜火車》依然影響著無數正在面對成長課題，或正在反叛階段的青年世代，而那些剛經歷過的，也紛紛將其視為青春過後的一個美好眷戀。

（全文刊載於五月號cue電影生活誌）

侯導，孝賢（作者：賈樟柯）

2011-07-17T03:50:00.000-07:00

（看著自己喜歡的導演談論著自己喜歡的導演，實在是一件非常快樂且神聖的事情。每次看到賈樟柯的名字，就很想再把《三峽好人》拿出來看，看到侯孝賢的名字，則會默默想到陳國富說的，「他的現場特別無聊，等半天，你都不知道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布光要布半天，攝影機一下挪這里，挪那里。演員也不知道他們到底要幹嘛，沒有台詞。侯孝賢也不太指導他們，也不具體跟他們說你要說什麼應該從哪走位到哪，都不說。然後就那樣開機了。開機以後，他自己看了看，卻感動得哭了」，其實侯導是充滿反差和喜感的一個人，很驕傲自己跟他同是客家人！）

侯導，孝賢

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獲得了當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我是在縣城郵局門前的報攤上讀到這條消息的。那年整整一個春夏，特別是春夏之交的日子，我已經養成了每天下午騎自行車出門，到報攤上等候新消息的習慣。北京沒有動靜，倒是臺灣傳來了新聞。

一、悲情入心

記不清是在一冊類似《大眾電影》的雜誌上，還是在一張類似《參考消息》的報紙上，我讀到了《悲情城市》獲獎的消息，比中國人第一次拿到金獅獎更讓我震驚的是有關這部電影的介紹：1947年，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臺灣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史稱「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出動軍警鎮壓，死者將近三萬人。臺灣導演侯孝賢在影片中通過一個林姓家庭的命運，第一次描繪了臺灣人民的這一反抗事件。

《悲情城市》的介紹還沒有讀完，一片殺氣已經上了我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臺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很多年後，有一次和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聊天，他的一個觀點讓我深以為是，他說：偉大的電影往往都有偉大的預言性。1987年臺灣解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橫空出世。能有什麼電影會像《悲情城市》這樣分秒不差地準確降臨到屬於它的時代呢？這部電影的誕生絕對出於天意，侯孝賢用「悲情」來定義他的島嶼，不知他是否知道這個詞也概括了大陸這邊無法言說的愁緒。僅憑這個動盪的故事和憂傷的片名，我把侯孝賢的名字記在了心裡。

黃昏時分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回家，對《悲情城市》的想像還是揮之不去。那天，在人來車往中看遠山靜默，心沉下來時竟然有種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間的感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悲情」這個詞，這個詞陌生卻深深感染了我。就像十二歲那年的一天晚上，父親帶回來一張報紙，上面刊登了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在中學當語文教師的父親看過後連聲說文筆真好，他大聲給我們朗讀：「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從小接受革命語言訓練的我們，突然發現我黨的領導人在給國民黨反動派寫信時恢復了舊社會語言，他們在信裡稱兄道弟，談事之前先談交情。這讓我對舊社會多了一些好感，政治人物感慨命運悲情時用了半文半白的語言，「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這樣聽起來文縐縐的過時語言，卻句句驚心地說出了命運之苦。這語言熟悉嗎？熟悉。這語言陌生嗎？陌生。是不是臺灣島上的軍民到現在還用這樣的方式講話？

1949年，「舊社會」、「舊語言」、「舊情義」都隨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退守到了臺灣，出生在「新社會」的我，此刻為什麼會被「悲情」這樣一個陌生的詞打動？對，這是我們深埋心底，紅色文化從來不允許命名的情緒。就像看到侯導的名字，「孝賢」二字總讓我聯想起縣城那些衰敗院落門匾上，諸如「耕讀之家」、「溫良恭儉」的古人題字。我隱約覺得在侯孝賢的身上，在他的電影裡一定還保留著繁體字般的魅力。

再次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已經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學著寫了幾篇小說，竟然被前輩作家賞識，混進了山西省作協的讀書改稿班。改稿班的好處是常能聽到藝術圈的八卦傳聞，當時沒有網絡更沒有微博，文化信息乃至流言飛語都靠口口相傳。有一天，來自北京的編輯沒給我們上完課就匆匆離去，說要趕到離太原一百二十里的太谷縣看張藝謀拍《大紅燈籠高高掛》。出門前編輯丟下一句話：這電影是臺灣人投資的，監製侯孝賢也在。我搞不清楚監製是種什麼工作，但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心裡還是一動。原本只在報紙上讀到的名字，現在人就在山西，離我一百二十里。我想問北京來的編輯能不能向侯孝賢要一盤《悲情城市》的錄像帶，話到嘴邊卻沒有出口，就連自己都覺得這個請求太幼稚。那是對電影還有迷信的時代，一百二十里的距離遠得像是在另外一個星球。

1993年，我終於上了北京電影學院，離電影好像近了一些。果然有一天在一本舊學報上偶然讀到一篇介紹侯孝賢來學院講學的文章，上面刊登了好幾張侯導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侯導的樣子，他的容貌竟然與我想像的非常相近：個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體裡彷彿蘊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蠻生長的活力，又有學養護身的雅致，正是那種一代宗師的面相。文章講到侯導將自己一套完整作品的拷貝捐贈給了北京電影學院，這讓我一下子有了盼頭。

二、梅縣來的人

電影學院圖書館有一個港臺圖書閱覽室，書架上擺了一些港臺雜誌，可能因為這裡的書都是繁體印刷，所以來的同學少，我就把這兒當成了自己寫劇本的地方。

有一次我注意到角落裡有一個書櫃沒有上鎖，打開後發現滿櫃子都是臺版書籍，其中大部分是臺灣遠流出版社的電影圖書。突然一冊《悲情城市》入眼，封面上是梁朝偉悲憤而無奈的神情，我一頁一頁地翻著，書裡的每一幅劇照都好像同時凝聚著劇情和詩意：天光將盡時，為送兒子當兵入伍，一個龐大的家族在暮色中合影；雨中的曠野，一個出殯的家族，幾個穿黑西裝的男人懷抱著遺像看兄弟入土；無名的火車站，一對夫妻帶著孩子在寂寥無人的月臺等待著運行。這是大陸電影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筆觸：國家，政黨，家族，個人；生老病死，婚喪喜慶；黑暗中降生的嬰兒，細雨中入土的兄弟。激烈的仇殺，散淡的愛情。日本人走，國民黨來。臺語，國語，日語，上海話；本省人，外省人，江湖客。

等日後終於看到電影，當這些畫面在銀幕上運動起來以後，近三個小時的《悲情城市》讓我覺得整部電影像擺在先人畫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長鏡頭下，初來的政權還在忙著建立秩序，壓抑的民眾已經走上了街頭。槍聲是否是我們的宿命？命運的法則高高在上，它卻從來不給我們答案。電影中最幽微的一筆是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市面上開始流行國語，連日本人建的醫院也得組織大家學普通話，難為這些老大夫搖頭晃腦地念著：痛，肚子痛的痛。而最悲哀的一筆莫過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本省人在列車上找外省人尋仇，會不會講臺語成了驗明正身的方法，可電影中的梁朝偉是個啞巴。這部電影複雜而多情，悠長而克制。彷彿銀幕上的一切都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前世經歷，這些記憶在我們轉世投生後已經遺忘，侯導的電影卻讓我們回到過往。

在中國人的世界裡，只有侯孝賢能這樣準確地拍出我們的前世。

這種感覺在看過他的《戲夢人生》《好男好女》等影片後越發得到了印證，最嘆為觀止的是《海上花》開場長達七八分鐘的長鏡頭。一群晚清男女圍桌而坐，喝酒抽菸，猜拳行令，攝影機在人群中微微移動，好時光便在談笑中溜走。華麗至腐朽，日常到驚心動魄，這電影每一格畫面都恰如其分，滿足著我對晚清上海租界生活的想像。整部影片全部內景拍攝，讓人寂寞到死。就像那些長三書寓裡凋零的女人，日子千篇一律，內心卻四季輪迴。

如果說侯孝賢能夠通靈前世，他的另一個才能就是腳踏今生了。

《風櫃來的人》完成於1983年，這電影對我有「救命之恩」。上電影學院前，現實已經讓我有千言萬語要說，可一上學還是被我們強大的電影文化迅速同化了。雖然還不至於滑向主旋律寫作，可生編亂造的傳奇故事還是大量出現在了我的劇本中，好像只有超乎常態的生活才有價值變為電影，而我們自己親身經歷的飽滿的現實，卻被我們一提起筆來就忘了。

坐在黑暗中看《風櫃來的人》，起初我連「風櫃」到底是一隻櫃子，還是一個地名都搞不清楚。但銀幕上出現的臺灣青年竟然長著跟我山西老家的朋友一樣的臉，看張世演的漁村青年，他們一大群人跑到海邊背對著洶湧的海浪跳著騷動的舞蹈。我一下子覺得離他們好近，侯導攝影機前的這幾個臺灣年輕人，似乎就是我縣城裡面的那些兄弟。他們扛著行李離鄉背井去了高雄，一進城就被騙上爛尾樓看電影，這裡沒有電影也沒有浪漫故事，透過寬銀幕一樣的窗戶眺望高雄，等待他們的是未知的未來。

原來在中國人的世界裡，只有侯孝賢才能這樣準確地拍出我們的今生。

我萬分迷惑，搞不懂為什麼明明一部臺灣電影，卻好像在拍山西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我夢遊般從電影院出來，想搞清其中的原因。我跑到圖書館，開始翻看所有有關侯孝賢的書籍。侯孝賢在他的訪談裡多次提到了沈從文，提到了《從文自傳》。他說：讀完《從文自傳》我很感動。書中客觀而不誇大的敘述觀點讓人感覺，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他說：我突然發現看待世界的角度，視野還有這麼多、這麼廣。我連忙借了《從文自傳》，把自己關在自習室裡，一支菸一杯茶，在青燈下慢慢隨著沈從文的文字去了民國年間的湘西，隨著他的足跡沿著湘水四處遊蕩，進入軍營看砍頭殺人，進入城市看文人爭鬥……我似乎通過侯孝賢，再經由沈從文弄懂了一個道理：個體的經驗是如此珍貴。傳達尊貴的個人體驗本應該是創作的本能狀態，而我們經過革命文藝的訓練，提起筆來心卻是空的。侯孝賢讓我了解到，對導演來說你看世界的態度就是你拍電影的方法。

侯導的一些電影頗有自傳色彩，《童年往事》的開頭便是他的畫外音：這部電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記憶，尤其是對父親的印象。我父親是廣東梅縣人，在教育局當科員。侯導出生於1947年，1948年全家遷臺。「國立藝術大學」戲劇電影科畢業以後，他開始給李行當副導演並從事編劇工作。當年他獨立執導的前三部影片《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都是臺灣賣座電影，1983年完成《風櫃來的人》之後，他自認獲得了對電影的「重新認識」。

而我也是在看完《風櫃來的人》之後，開始對電影獲得了新的認識。1997年我回到故鄉山西汾陽縣拍了處女作《小武》，開始學著用自己的方法看世界。去影展有點像闖江湖，前路不知道會碰上什麼樣的人和事。《小武》轉了一圈影展後，得到了法國南特電影節的邀請。南特電影節我不陌生，侯導的兩部影片《風櫃來的人》和《戀戀風塵》都在那裡得過最佳影片獎。

三、南特再見，南特

冬天的南特異常濕冷，電影節的人從火車站接了我，就一起驅車向酒店而去。在車裡翻看電影節的場刊，才知道這次侯孝賢也會來南特。洽逢影展二十週年慶典，侯導是專程來祝壽的。我提著行李進了酒店大堂，一眼就看到一群人眾星捧月似的圍著一個中國人。眼睛的焦點還沒有對實，我心已知那人正是侯導孝賢。我猶豫了一下，覺得還是應該打個招呼再走開，便等在一旁聽他侃侃而談。

酒店裡中國人少，侯導一邊接受採訪，一邊不時看我一眼。他當時一定很奇怪，這小子站在那裡要幹什麼？眾人散去後，我走上前去和他搭話，一時既不知道該如何稱呼他，也不知道該怎樣介紹自己。那時我已經不是學生，但慌不擇言，愚笨地說道：侯老師，我是北京電影學院來的。侯孝賢顯然不熟悉北京文藝圈的稱呼習慣，瞪眼問道：我教過你？我連忙說：喜歡您的電影。彷彿面對一個突然的闖入者，他被我搞得莫名其妙，只能挑戰性地望著我：北京電影學院的？呦！現在學生都可以出來看影展了？我連忙說：我拍了一部電影叫《小武》。侯導的眉頭又皺起來但語氣明顯平和起來，他問道：《小武》是什麼東東？我答：小武是男主角的名字，電影是在我老家拍的。侯導點了根菸，語氣已經變得友善：老家在哪？我答：山西。侯導頓時笑逐顏開：哦，半個老鄉，我丈母娘是山西人。這樣見面於我好像一次考試，侯島見了生人有股衝勁，不會輕易表現出廉價的親和，可話要投機瞬間也能變成哥們兒。我站在大堂裡看他上樓梯的背影，發現他穿了一雙年輕人愛穿的匡威球鞋。

《小武》首映完我無事可幹，一個人漫無目的地在南特街上瞎逛。路過十字路口的海鮮店，目不轉睛地望著冰上生蠔之類的海產，分辨著這都是些什麼動物。山西是內陸省份，沒有海。正想著，突然一隻手重重地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是侯導，他和我好像已經成了熟人：小賈，剛看完你的電影。我慌了神，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侯導的話。侯導說：那男的和那女的選得都不錯。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法鼓勵我，我卻羞澀起來沒有回應一句話。我和他兩個人佇立南特街頭，都不知道再往下該說些什麼。對我來說，這一幕並不尷尬，法國人說：彼此沉默的時候，其實正有天使飛過。

那一年來南特的還有關錦鵬導演和日本的是枝裕和。每到夜晚，我們幾個亞洲人就找一家酒吧坐下來海闊天空地聊天。攜《下一站，天國》來參展的是枝裕和是侯導的故交，有人說他的處女作《幻之光》很有些侯導的影子。是枝之前在日本ＮＨＫ工作，專程去臺灣拍過侯導的紀錄片。在南特與侯導相處的日子，於我和是枝就像古代的門生弟子有機會聽老師講經論道。每天我們都有一堆問題問向侯導，他仔細聽過娓娓道來。侯導非常重視表演，他說：他是先有演員才有電影，他最關心的不是去拍什麼事，而是要去拍什麼人。我一直認為，在中國的導演裡面，侯孝賢、張藝謀跟馮小剛是最會演戲的導演，他們如果只做演員，也會非常成功。忘不了侯導在《風櫃來的人》裡面扮演的姊夫，燙了滿頭的捲髮，嚼著檳榔，打著麻將，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粗話，那樣子鮮活而準確。就像忘不了張藝謀在《老井》裡面，背著沉重的石板，一搖三晃地在山谷中行走的背影。侯導從來不玩兒理論概念，他告訴我們拍戲一定要讓演員有具體的事兒幹，演員有事做才能自然。

那時候我已經在籌備第二部影片《站臺》，劇本改了又改很不滿意。我告訴侯導我創作上的困境。侯導說：這是很自然的狀況，我在拍完《風櫃來的人》之後，也有這樣的問題。你明白為什麼嗎？因為你已經不是一個處女作導演，你已經有了電影經驗，你在創作上必須面對你的過去。不用怕，每個導演都要過這一關。侯導沒有告訴我怎麼樣改劇本，他告訴我這是導演生涯裡面的共同處境。聽了他的話，我頓時覺得無比鎮定，原來連他也經歷過這樣的困惑。

南特的日子讓人難忘，但也不是日日皆歡。有一天晚上我跟幾個留學生朋友狂歡至天剛蒙蒙亮，才挾著寒風帶著酒氣回了酒店。一進大堂就發現侯導一人坐在沙發上抽著悶菸。他的神情像是在想很遠的事，我問候一聲：侯導！他只嗯了一聲答我。

可惜我是晚輩，知道他鬱悶，但又不便多言。

四、最好的時光

我見侯導多是在國外的影展上，每次見到他都是我最好的時光。在歐洲無論哪個城市，侯導總要去找中餐吃。他帶《咖啡時光》去威尼斯的那一年，和他合作過《南國再見，南國》和《海上花》的日本製片市山尚三請大家吃飯，那是一家很難訂到位的意大利餐館，侯導沒吃幾口意大利麵就把刀叉放下，吸口氣說：這哪裡是吃麵，分明在吃塑料管。他在飲食上保持著中國習慣，就像他的電影始終有種東方氣質。下午去看《咖啡時光》的首映，這部電影是為了紀念小津安二郎特意在日本拍攝的。當我們沉浸在侯導電影中的綿延時光之時，突然一隻麻雀飛進了電影院。這是最完美的放映，現實中的靈動生命和銀幕上的虛幻世界合二為一，不知誰比誰更自然。

《三峽好人》之後，《誠品好讀》的編輯安排我跟侯導在臺北對談，地點就在敦化南路的誠品書店。那天我早早到了採訪地點，侯導卻姍姍來遲，他進門先趴在桌子上，望著我說：你來臺灣了？我說：我到了。侯導定了定神兒說：有個親戚從上海來，帶了一瓶二鍋頭，剛才我們倆把它喝光了。眾人連忙問道：侯導要不要休息一下？侯導說：誰來向我提問？請趕快！編輯抓緊時間跟侯導訪談，我知道酒精在他身上發揮著作用。他要在醉倒之前的一秒，把今天的採訪完成。果然當他說完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一下子趴在桌子上立刻就睡著了。

第二天中午，林強來電話說侯導請大家今晚一起卡拉ＯＫ。晚上去了歌廳，在座的有作家朱天心，及其他幾個侯導的朋友。侯導和林強一首接一首地唱著臺語歌，兩個人不時搶著話筒，絕對是年輕人的樣子。從他的《南國再見，南國》到《千禧曼波》，侯孝賢拍都市裡的新新人類，對年輕人熟悉得彷彿在拍自己的故事。看《南國再見，南國》平溪線上的列車在重金屬搖滾樂中漸漸駛遠，再看《千禧曼波》中的舒淇在林強的電子樂中奔向新的千年，知情重意的侯導是那樣的年輕。

或許在華人世界裡，只有侯孝賢才能拍出我們的此刻，拍出我們的現在。

那夜眾人喧嘩，他把話筒讓給別人後一個人離席，靜靜地站在窗前望著外面。我跟過去站在他的身後。窗外細雨紛紛，雨中的臺北到處霓虹倒影，街上的行人奔走於不同的際遇。侯導也不看我，輕輕說道：下雨了！

這時不知誰在唱〈港都夜雨〉，這場景讓我想起《悲情城市》的開頭，朱天文的劇本是這樣寫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嗓音沙啞的廣播在臺灣本島偷偷流傳開來。

大哥林煥雄外面的女人為他生下一個兒子的時候，基隆市整個晚上停電，燭光中人影幢幢，女人壯烈產下一子，突然電來了，屋裡大放光明。

雨霧裡都是煤煙的港口，悲情城市。

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的電影世界裡，人人都在談論侯孝賢。有一次在首爾，遇到跟侯導合作多年的攝影師李屏賓，他講了另外一個故事：有一天侯導拍完戲，深夜坐計程車回家。結果在車上和他跟他年紀相彷的司機聊起了政治，兩個人話不投機激烈爭辯，最後居然把車停在路邊廝打了起來。李屏賓講到這哩，瞪著眼睛說：小賈，你想想那畫面，那可是兩個五十多歲的人在街邊打架。大家都笑了，我問：然後呢？賓哥說：他倆整了整衣服上車，繼續往前開。

還是有人記得侯導給張藝謀當過監製。前年在北京參加青年導演論壇，記者會上有人提起侯導往事，問他：如何看張藝謀現在的電影？侯導沉思一下，笑著說：我們是朋友，八九十年代每次來北京都要見面聊天，後來他忙了，就不好意思再打攪了。記者會上少有的沉默，四下一片安靜。侯導突然反問記者：現在，他過得好嗎？

很喜歡侯導的兩張照片，其中一張：三十多歲的他留著八十年代的那種齊耳長髮，瞪著眼仰頭看著頭頂的一盞燈，那專注的表情彷彿把身家性命都放在電影裡。另外一張照片是法國電影評論家讓─米歇爾‧傅東編的法文版《侯孝賢》一書，封面上侯孝賢站在一張條案邊兒，雙手捧著三炷清香，正在彎腰祭拜。

祭拜中的侯孝賢，敬鬼神的侯孝賢，行古禮的侯孝賢，正是我們的侯孝賢。

我是台灣人

2011-07-13T02:54:00.000-07:00

發這篇文章的目的，我自己也不是太清楚。因為最近蔡英文和馬英九，都很積極的在媒體上表態，說自己是台灣人。雖然不管我說什麼，媒體一定不會報導，但還是想鄭重宣布一下：

「我是台灣人」

我想宣布的還很多，取決於聽的對象是誰。面對一群美女時，我會說「我是男人」；遇到外星人時，我會自我介紹說「你好，我是地球人」（至於用中文或英文講，就隨機應變吧！），遇到溝通無礙的動物，如加菲貓，我就會說「我是人」。假如以後不小心成名了，得顧及海外華人市場時，我會學李小龍說，「我是龍的傳人」。不過現在，對那些讀到這邊才發現我根本就在瞎扯的讀者來說，較為精準，或政治正確的說法，大概是：「我是一個無聊的人」。

不過，可以選擇的話，我倒是最想成為金城武口中的「標準情人」。

現在沒有時間去悲傷

2011-07-08T06:30:00.000-07:00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睡前或起床後聽音樂的習慣？有的話，又都是聽哪種音樂呢？

拜老弟所賜，來英國的第一年，從台灣寄了顆硬碟，裡頭裝滿了音速青春Sonic Youth的20張專輯，還有其他很多搖滾樂，那時住宿，房間非常小，念書累了就躺在床上，聽著音樂看著天空，Sonic Youth的20張專輯，輪流陪著我，像個老朋友似的。夜深人靜時，一定會聽Chet Baker，讓他那低沉憂鬱的嗓音，撫慰睡意漸濃的我，好幾次就這樣睡著了。幾次醒來，Chet Baker恰好在唱著《I Remeber You》，讓我有種莫名的罪惡感，真是讓他老人家唱太久了。

後來2009年，英國朋友把The xx的《Basic Space》MV秀給我看，那時候他們剛出來，沒什麼人知道，雖然在pitchfolk網站的樂評之間，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當時我一聽，一看了影片，驚為天人，雖然無法歸類這三個人倒底搞的算哪種音樂，卻完全著迷，每晚天天臨睡前，Romy Madley Croft的嗓音，鐵定霸占著音響。沒多久，跟希臘朋友聊天，知道The xx要來愛丁堡的Studio 24表演，當下拼了老命的連到網上，搶票。開了售票網頁，盯著12英磅這個數字（當時還沒大紅，又是首張專輯，小型場地這個價錢很正常），覺得夢幻的不得了，三份巴基斯坦咖哩的價錢，沒想到還是慢了幾分鐘，沒買到。當時就覺得這個團以後會不得了，只是沒想到不得了的速度也快到超乎想像。

之後有段時間，睡前聽的倒是Mazzy Star，這個基本上已經消失的團。Hope Sandoval撲朔迷離的嗓音，讓我深深愛上她，總感覺她像是辛曉琪唱的那種「容易受傷的女人」，奇怪，對這種看似脆弱的女生，聽似需要撫慰的嗓音，完全沒有抵抗力可言。不過後來才發現，被撫慰的反而是我。會開始聽Mazzy Star跟老弟的硬碟沒有直接關係，當時我的iTunes裡一直有他們的專輯，不過是克羅埃西亞女生Vanja，在我的電腦裡把Fade into You挑出來放，說是她最喜歡的一首歌，之後我就開始不斷聽著Mazzy Star。那真是段美好的回憶！很確定哪天會把它寫出來。

總之，即使後來Mazzy Star解散，Hope Sandoval另組成Hope Sandoval & The Warm Inventions，我還是會常在睡前，把Mazzy Star的專輯拿出來溫習，即使不作夢如我，在半夢半醒之際，彷彿也會看見一些似真似幻的畫面，到底是夢境還是什麼，現在回想起來，好像也不是太重要了，反正現在，都變成回憶了。

接著中間零零碎碎聽過好多好多，包括早就解散後來變成Decemberists的Tarkio，直到最近，早上一起床，莫名會放起Galaxie 500，這個發過三張專輯，1991年就解散的夢幻民謠團。好幾個早上，還迷濛睜不太開眼睛的我，一起床馬上就把Galaxie 500的專輯《Today》催摟企，看著陽光從三個大窗戶奢侈的倒進來，這個已經消失不存在的樂團，卻可以這麼精準的，把如此充滿希望、新的一天，用他們甜膩曖昧的夢幻樂聲，精準詮釋。聽著聽著，會不自覺反覆唱著《Oblivious》裡的歌詞：Now I have no time to grieve。確實，雖然許多美好事物都已經不存在，但現在，似乎是沒有時間去悲傷了。

畢竟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它的名字，叫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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