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別

以下這段侯孝賢和溫德斯的對談，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差別，也是我自從拍了些短片後，深刻體會到的東西。對我來說，捕捉真實與再造真實都很難，但身在攝影機後面，也就是創作者這個位置，所需具備的思考或眼光，是極其相似的。

侯孝賢：拍電影基本上就是一個技術、一門「技藝」，不要把它看的太嚴重，唯一的方式就是做，沒有其他的方式；光想是沒用的，就是做。你不停地做、不停地拍，你有一天就會完全清楚、完全懂，而且你會越拍越好。但是其中的差別你沒辦法控制，因為差別是你的成長期，你成長期累積了什麼東西，誰也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且你還要把它發掘出來。在年輕的時候，你完全不自覺你會有這一塊，那要在技藝成熟之後，你這個部分才能被呈現出來，而這個就是屬於你個人獨一無二的東西。

你會去學別的、去模仿，這都無所謂，因為你慢慢做，做到最後你會發現電影其實就是攝影機面對著你要拍的客體上，就是你要拍的人或是景物上。那不管你怎麼想像、怎麼變形，最重要的就是從現實著手，現實絕對是最重要的，因為現實是觸動你整個想像和表達方式最重要的一個元素。電影基本上就是再造現實，其他無所謂什麼形式不形式，只要一直做總有一天會發現，Just do it！

問：在拍攝劇情片和紀錄片上有什麼不一樣？

溫德斯：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暗示了劇情片和紀錄片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你去說故事，一個是你去找故事。但是拍攝電影並不是如此，事實上這兩者是相互混合的，當然有些純粹的奇幻電影裡面所有東西都是憑空創造出來的，但是我並不是在拍那種電影，我的劇情片中常常會夾雜著真實，就算是紀錄片也可能會有類似虛構的成分。

像是我在拍《樂士浮生錄》的時候，我本來認為我是在拍一部傳統的音樂紀錄片，我們訪問、拍攝他們錄音的情況、拍攝他們在哈瓦那的生活、跟他們一起到阿姆斯特丹，之後我就回家開始剪輯。後來我聽到了他們要在紐約多舉行一場演唱會，所以我就找回我的工作團隊一起飛到紐約去拍攝，當到了紐約我才發現，我以為我是在拍紀錄片，事實上我卻見證了一則令人驚奇的童話故事。這些人來自哈瓦那、穿著擦的亮晶晶的皮鞋，卻在紐約的Economy Hall變成了披頭四，這根本就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侯孝賢：我非常贊成溫德斯所說的，對我們來說技術是同樣的，但是整個過程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不太一樣的意思是，劇情片你是「再造」，等於是你有個想像然後再造真實。但是紀錄片是你怎麼「呼喚」，然後你呼喚的時候你是面對著客體、面對著人，有時候人面對攝影機的時候，他會假裝、他會不習慣，有些會說假話，但是說假話沒關係，你可以呈現在你的紀錄片裡面，但是你要用別的真實來對應，就是他生活上的細節或事物。

這對我來講太繁瑣了，而且侵入一個人的生活、侵入一個人的家庭或什麼的，對我來說很難，我每次到一個階段就會停，我知道我做的話會非常花時間。雖然我覺得在不願意侵犯的前提下，要想盡辦法做到是有趣的，但是我現在還沒有這個心情，因為我喜歡再造，因為我感覺再造真實是有意思的。「再造真實」實際上不是真實卻又等同於真實，意思是它像真實一樣獨立存在，我還著迷於這個，所以還沒有辦法在表達形式上去花力氣，譬如說去拍紀錄片。

我頂多幫人家做監製，譬如有一部片要拍一個勞工，但是那個家其實很多不讓你拍的，我就建議那個導演把一個攝影機給那個主角，讓他去拍他家裡的生活，然後你再拍別的，你就有兩個觀點可以來使用。我大概很會做這種判斷和監製，但是要我實際操作，要年輕。(觀眾大笑)

假使我拍的話，我知道我拍不到，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會拍到，那可能呈現出來的形式跟我最早設計的完全不一樣，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point，不管拍紀錄片或是劇情片都會面臨這樣一個狀態。攝影機它是客觀的，我們是主觀的在看，有時候它紀錄了某些東西你不知道的，你是事後才會發現的，這是很有意思的。

溫德斯：當你擺上攝影機你就創造了虛構。就像侯孝賢所說的，每個人都會想要去扮演某個部分，就算是扮演自己也是。所以說真實和虛構的界線是很模糊也很廣的，你很難去定義它。我也發現他和侯孝賢電影中的演員其實都很像來自紀錄片，我相信他們都喜歡演員不要去扮演，而是去做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