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y 13, 2015

王澍:樸素為家




最近才發現王澍這號人物,先撇開他是中國首位獲得普利茲建築獎的建築師(華裔的貝聿銘除外)此頭銜,在網上瀏覽他建築作品時,瞬間就會被吸引,那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蘊藏在西式現代化形式的設計理念,毫無違和之感,看著他的設計,總讓我想起徐冰,甚至李安。

再研究這個人,他從學生時代的年少輕狂,逐漸如隱士般往內修心,受伴侶的影響,更轉變成溫暖平和的人,卻不失去原有的觀點與氣場。很奇怪,對建築從來一知半解的我,也會像讀本好書或看場電影般的深受感動,真的是很久沒有這樣的觸動了。

我決定不久的將來,必定要啟程去杭州走走,親眼看看王澍的建築,看中國美術學院的象山校區、看寧波美術館、看寧波五散房..

以下是他的口述文章,非常值得一讀:



口述:王澍 整理:夏楠


先從我的憤青時代說起。

那是80 年代末,整個社會都充斥著一股很強的批判味兒。我在東南大學上到大二,已公開向老師們宣布:沒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為我已經把那些老師都看明白了。我開始進入自學狀態。那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我們那個班被戲稱為“大師班”,連每次作業不及格的學生都認為自己是大師的坯子,都堅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師辯論“為什麼給我不及格”。當年那種學習狀態是,你到夜裡12 點還會看到同學捧著一本黑格爾的書坐在樓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 點還不回宿舍。大家都進入了自學狀態。這跟“文革”結束不久有關,老師其實能教給你的東西非常有限。適逢新藝術新思潮,每個人都抓住機會用各種方式自學。

1987 年我24 歲,血氣方剛目中無人,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當代中國建築學的危機》,批判了整個近代中國建築界的狀態,從各位大師一直批到我的導師為止。大師名字裡,當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沒有地方給我發表。

當年我們那一代人當中,或許我想問題會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則總在問一個問題:批判完了我們做什麼?是不是經過批判,經過這種所謂的革命就真的能誕生新的價值觀或者新的事物?那時我就並不肯定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這種對於“建設性”的覺醒,源於我在大學一年級時遇到的校長和恩師錢鍾韓。那是一個讓我永生難忘的人。

整個學校有九個系,剛進校時每個係要派一個學生代表去聽校長訓話。我很幸運……其實至今也沒弄清楚為什麼他們選了我作為建築系的學生代表。

錢鍾韓校長是錢鍾書先生的堂弟,是那個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歐美遊學七八年之久,但沒有在任何一所學校讀完過,也沒有取得任何一所學校的學位,他的時間主要花在了各個學校的圖書館裡。他回來後搞出了一個“錢氏定理”。用一個定理就變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學者。他那個年代會出這樣的人。他在給我們訓話的時候,主要是在教我們如何向教師挑戰—“你們不要迷信你們的老師;你們的老師可能前一天根本沒有備課,你要認真準備的話,你用三個問題,一定會問到他在台上下不來的”— 他認為只有進入這種狀態的學生才是他認為的好的學生,而不是那種聽話的、拿高分的學生。

剛入學就有人來指點你,這是很幸運的事!所以我到後來膽量很大。

記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師提出,畫那種彩色的商業效果圖的問題,為什麼每個作業都要以它來結束。在我看來它基本上就是騙人的,是純商業的,是用來博取甲方的喜好。那時商業剛有了點苗頭,還沒發生,但我意識到這個東西已經是這樣一種性質。所以我向老師說我拒絕畫這個圖。老師當然很憤怒。後來事情鬧大,他們說,你們派幾個學生代表到教研室來談判。我帶了四個學生去談判。結果就是,教師們開放了,同意學生可以用任何形式來表達,不再限制你必須要畫這樣的圖。對學生做這樣的開放,那可是這個系歷史上第一宗案例!是我們通過鬥爭獲得的。還發生過很多類似的事兒,以至凡有此類事發生,系裡一定會將源頭歸結為我。

碩士畢業時,我的論文答辯全票通過,學位委員會最後卻沒有給我學位。 “這個學生太狂了!”之前已經有人給我傳話,告訴我若不改論文就沒有可能獲得學位。我的論文題目是“死屋手記”,明顯是在影射我們自己建築系和整個中國的建築學的狀況,有人說中國建築學其後20 年發生的事都已提前在你那篇論文裡討論了。我一個字也沒改,離開學校前影印了五本放在學校閱覽室。後來的很多學生都翻過,但當時我們的老師基本看不懂。





十年後的1997 年,我參加東南大學80 週年校慶,當年系裡的一位青年老師見到我,說:“你這個人變化很大。你一點兒也不酷啦!”我問,我原來怎樣? “ 原來啊,你在'東南'的時候,每次當你從走廊走過來,我們都感覺你不是一個人走過來,而是一把刀走過來,那把刀是帶著寒風的,大家會不自覺地避開。”

十年,正是妻子對我的改變,讓我變得溫潤平和了。我寫碩士論文時已經與我妻子認識。她對我的影響深遠而又無形,其實到今天為止,我當年的那種勁兒還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它的外面你能感受到已經很親和和圓潤,不那麼危險,不那么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種力量並沒有喪失,反倒多了很濕潤、溫暖的東西。

這種蛻變你很難自己知道。有一天(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築(中國美院象山校區)面前,對我說:“別人不喜歡很難的,因為它有很溫暖的東西讓你感覺到你會愛上它。”我就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這個變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個十年過去。

實際上,這種感覺對我來說,我覺得像是甦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點兒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接下來你經歷社會的巨大的變動,和青年的憤怒階段,很多新的思想接進來,融合完了你會發生一次蛻變,蛻變之後你還能回到你一開始的那個原點的地方。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這個原點,它是一種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園項目的時候,讓我有了一種全新的角度來看我以前所經歷過的。

比如,我覺得像山校園在很大程度是對我童​​年的回憶。

我的童年發生在“文革”。時有武鬥發生,只好停課鬧革命。我隨母親在新疆,母親工作的那所學校,因為停課整個校園被開墾成了農田。我和那些老師一起變成了農民。白天勞動,晚上農民們會聚一起喝著雲南來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們談普希金、談魯迅,談很多中國的外國的事情。現在回頭來看的時候,你能清楚看到當年那個運動帶有烏托邦的性質。很多人回憶那個年代就很憤怒很傷感不是嗎?因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當時間過去,有一些其他東西會被你看到,我當年不過是一個小孩,在一個小孩眼裡,我看到了我該看到的東西。

我喜歡那種跟土地的關係。遼闊的土地,土地的氣味,莊稼的種植過程,種植與收穫,我都有極大的興趣參與。我在七歲時已經為家裡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號的,洋鐵皮的,從我們家到水井有400 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為容易灑出來。慢慢的越來越有技巧。夜裡去挑的時候,也一個人在水井上搖櫓櫓;冬天搖櫓櫓,脫掉手套,一貼上去那個鐵櫓櫓會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來就會劇痛。但你仍然每天在做這件事。想想我是一個蠻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會覺得這是一種自我磨煉。重複,重複,重複。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是很累的活兒,不想幹”之類的話。我喜歡挑水,而且我能體會到挑水過程中的那種快樂。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大概由於我看書很早,挑水的路上我就會想書上的內容。 “文革”期間大家都看不到書,而我太幸運了,母親被臨時調到自治州做圖書館管理員,我可以進入書庫看所有被查封的書。七到十歲的年月裡,我就是這麼亂看書度過的。包括大部分外國文學的翻譯本和中國的古書(繁體版)。

我愛幹活兒,估計還有一部分是源於天性。七歲以前,我跟姥爺在北京生活。他癱瘓在床上,身上會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幫手,用很粗的鹽,蘸點唾沫,用手給他全身抹鹽。旁邊的一些家裡親戚,偶爾說起過去的事,告訴我這個躺上床上的姥爺原來是乾什麼的。解放後他就被定級為八級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級別。後來公私合營後失業,不得不靠給北京人藝做佈景,賺倆小錢。 1960 年的某天,幹活兒時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裡睡了一覺,給風吹了,就全身癱瘓。癱瘓後全家人把他照顧得特別好,他在床上躺了16 年後去世。我也曾經算是看護過他。如果講支持的力量的話,他這兒,像種子一樣,會埋藏在小孩兒的心裡,待到合適的某一天它會發芽。就像我現在為什麼要求一年級的學生必須要全部學木工?它已經在我主持的學院裡發芽了。





我一向認為我首先是個文人,碰巧會做建築,學了做建築這一行,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出發,我看問題的視野就不太一樣。

十歲後我遷到西安上學。開始沒有校舍,全在帳篷裡上課。後來一邊用著臨時藉的校舍,一邊建新校舍。新校舍是用工地的那種竹篷的方式搭的。我後來在這種竹篷學校上了兩年。帳篷學校和竹篷學校的經歷,讓你知道學校原來還可以這樣。

從小學高年級到高中畢業我都是班長。從來不打架,但是誰也不敢打我。基本評語是特別內向。這個班長也不管事兒,只是讓大家看著他是每天最早到學校打掃衛生,冬天會早上6 點半到教室燒火點煤爐的那個人。全班的黑板報我一個人出,每一期我都會辦得讓全校震驚,因為每一期都很不一樣。這可能緣於我在新疆的生活環境。我的父親和他朋友們在一個很棒的劇團裡,都是演員。他們談的是藝術和文學。我從那時就意識到什麼叫創作……這就是,除了學習之外你知道什麼叫文采飛揚,什麼是文氣。我那種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養成了。

認識妻子以後,抹平了大半。事實她對我最大的影響,更是關乎心性的修養。比如這種—整天不干什麼,人的心靈還很充滿。

我曬太陽,看遠山,好像想點什麼,好像沒想什麼。我能這樣度過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變成很嫩的綠色,心裡一癢。當我用一種緩慢的、鬆弛的、無所事事的狀態來看它的時候,就不一樣了。無所事事是很難學的一門學問。但我逐漸學會了。無所事事時,突然間腦子裡有東西閃過,站起來,一提手,把該畫的東西畫出來,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樣憋著想,這樣還是那樣。

我們結婚後的第一個七年時間,我都是這樣度過。說起來,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資在養我,我打零工,偶爾掙一筆。她屬於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對她來說意義不大,掙個工資嘛,她只是對她感興趣的小事情感興趣,比如去西湖邊閒蕩,去哪個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場或者百貨商場,又或者去哪裡看個朋友。問題是,我逐漸地能適應到這樣一個狀態。

這種感受是來自心性的。關鍵這個心性自然了,滋養了,你就朦朦朧朧朧發現,你想做的建築,要傳達那種文化里最好的狀態和精神,你用一種很急的心態是做不出來的,用簡單的摹仿也沒有意義。首先一個人的心性變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發生了很敏感和很細膩的變化;你看進去了,又看出來了。你看下雨,看很長時間,雨怎麼下,從屋脊順著哪條線流下來,滴到哪裡去,它最後向哪個方向走。你會對這種事情感興趣。你就會想,有沒可能做一個這樣的建築,讓大家清楚看到,雨是從那兒下來的,落到那兒之後流到了那兒,從那兒又流到了什麼地方,每個轉折、變化都會讓人心動。

這不是靠看書的。在這個階段,我看中國的書越來越多,但基本上我沒有看過任何和建築有關的書。這個階段我稱之為忘卻。經過這七年,我發現了內心裡最適合自己的東西是哪一種。

我想討論一個和生活最有關係的建築:中國園林。白居易有三間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籬簡單圍一下,這中間就發生了變化。它一定是有什麼在裡面。所以從那兒開始,可能從那兒開始,我任何一個建築都是園林。不管表面上像園林的還是外表八竿子打不著的,都是,它已經用各種形態進入到我的建築了。

這個七年結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時間在我們五十平方米的房子裡造了一個園林。我做了一個亭子,一張巨大的桌子,還做了一個炕。還做了八個小的建築,作為我送給妻子的禮物。是八盞燈,我親手設計的,每一盞燈都掛在牆上。這個房子,如果說小的話,小到可以塞下八個建築,它有多小呢?

在這些年裡,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開始對材料、施工、做法,變得非常熟悉。我親眼看到每一顆釘子是怎麼敲進去的,每一塊木頭是怎麼製作成型的……徹底搞清楚這件事的全過程。我做後面的每一個建築,可說是在對這件事極為了解和熟悉的基礎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種樸素的、簡單的、純真的、不斷在追問自己來源和根源的這樣一種生活和藝術,我常自省—到現在我們都這麼認為,還有些東西沒有達到,還有些狀態沒有實現,都是和自己的修養有關。


出處:
http://www.chinalifemagazine.com/Web/ShowNews.asp?id=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