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26, 2015

一封徐冰致紐約年輕藝術家的信


Dear Nancy,
沒有及時回復你的信,一是因為忙,二是因為你信中那些既實在又具體的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談清楚的。每一個從事藝術的人的條件和狀況都是一個個案。另外,即使那些已經成功的藝術家,要讓他們說出:為什麼別人沒有成功而他卻得天獨厚,也是很難的事情。
從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你是一個對自己的未來和對藝術負責任並且有勇氣的人。這一點不是每個人都能具備的,這是成為優秀藝術家的首要條件,你應該看到這一點。
我一直認為,要做一個藝術家,首先要做的事是把藝術的道理、藝術是怎麼回事搞清楚。具體說就是:身為一個藝術家,在這個世界上是幹什麼的,他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更具體地說就是:你與社會構成一種怎樣的交換關係。你要想成為一個以藝術為生的人,就必須搞清楚你可以交給社會什麼,社會才能回報予你。我有時想,我有房子住,有工作室用,有飯吃,是用什麼換來的呢?美術館、收藏家願意用高價買我的作品,他們買走的是什麼呢?作品本身只是一堆材料,值那麼多錢嗎?價值源于那些精工細作的技術嗎?比我在製作上講究的藝術家多得很。我認為藝術最有價值的部分,是通過作品向社會提示了一種有價值的思維方式以及被連帶出來的新的藝術表達法。這種“新的方式”是人類需要的,所以才構成了可出售的價值,才能形成交換鏈。藝術新方式的被發現,源於有才能的藝術家對其所處時代的敏感,以及對當下文化及環境的高出常人的認識,從而對舊有藝術在方法論上的改造。所以說好的藝術家是思想型的人,又是善於將思想轉化為藝術語言的人。
從你的信上看,你的目標很遠大。你並不想成為一個能很快見到商業效果的藝術家。這是值得肯定的。當然任何“價值”都要轉化為商品,最終都是要賣出去。在街上畫像的藝術家十分鐘賣一張,禮品店中的藝術家一天賣一張,商業畫廊的藝術家一個月賣一張。有些人是隨畫隨賣,有些人則是一輩子賣一個想法,全在於你喜歡哪一類。
上面談的道理有些“大”,不解決你眼下的問題。下面談一些實際的體會,也許對你能有幫助。
每一個學藝術的人都想成為大藝術家,但每個人的條件各有不同,這包括智商、藝術感覺、經濟條件和成長背景等。誰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局限,會工作的人懂得如何面對個人的局限並把它轉化成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把局限使用好就會成為長處。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我在中國接受的是很保守的藝術教育,三十五歲時才來到美國參與西方當代藝術的活動。而你和大部分美國年輕藝術家很早就接受了開放的當代藝術的教育和影響,在語言和文化的適應性上,都更便於參與到紐約的當代藝術中去。比起你們我應該說是先天不足的,但我卻從這個“不足”中挖掘出了可利用的別人沒有的東西。由於社會主義藝術教育的背景,我就有可能從獨特的角度去看當代藝術。又由於新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的障礙,我對語言、文字、誤讀這類事情就更敏感,藝術也就表現出別人沒有的特點。
我的觀點是:你生活在哪,就面對哪的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你的處境和你的問題其實就是你藝術創作的源泉。大部分來紐約發展的年輕藝術家都急於進入這個主流系統,但大部分人和你一樣,都需要花時間去做別的工作,以維持在紐約的生活開銷,這看上去是耽誤了你創作的時間,但其實不必過多地擔心這一點。一方面,你在藝術圈之外的領域所從事的工作和生活,只要你是一個真誠的藝術家,任何東西都將成為財富,早晚會被用到你的藝術創作中去。另一方面,今天的藝術家重要的不是一頭紮到這個系統中去,而是要找到一個與這個系統合適的位置與關係。你信上說:希望這個系統接納你,但你要知道接納你的理由是你必須為這個系統帶來一些新的、系統裡沒有的東西。而新的東西在這個系統本身是找不到的,必然是從其他領域或兩者之間的地帶才有可能獲得。今天的藝術變得表面豐富多彩,但在方法論上卻越走越窄。太多的藝術家都會做一種“標準的現代藝術”,真的不需要更多的這類藝術家進來了。
你只管去工作吧,不要擔心自己的才能不被發現。其實在今天,由於資訊的方便,基本上不存在像凡高那個時代的悲劇了。美術館和策展人與藝術家一樣,急的是沒有更有意思的作品出現。你只要能拿出好東西,美術館、策展人就會來把你的作品搶走,拿去展覽。祝你成功!
徐冰
2012年2月5日


Monday, November 09, 2015

騷靈歌姬的青春悲曲:《AMY》艾美懷絲


看紀錄片《AMY》是一路心碎的下墜過程。鮮少電影如此,讓觀者明知眼前是懸崖,明知下頭是絕望的海,看著主角雙腳懸空,我們仍跟著跳了。沒有太多堅強的理由,只因我們忘不了她墜落途中的吶喊聲線,裏頭的超齡滄桑,裏頭的單純世故,裏頭的誠摯不堪,伴隨著她受折磨的身體與靈魂,餵養著我們。
這部電影的敘事手法,以她親友的私密影像,企圖拼奏出音樂巨星成名前後的私下樣貌。也許大多數人記得的只是嗑藥、酗酒、自毀前程的Amy Winehouse,檯面上的事我們早已知曉,幾乎是傳奇音樂人的樣板劇本:才華年少、用藥成癮、謎樣的死,二十七歲。與Jimi Hendrix、Kurt Cobain、Jim Morrison稍微不同的是,《AMY》片中搭建出的Amy Winehouse形象,偏重崩壞陰暗的刻畫,與「女性脫離不了對愛依賴」的刻板觀點;然而同樣毒癮纏身、男女關係混亂的前面幾位男性樂手,更多被記得的是音樂才華,與神格化的英雄色彩。於是我更願意用倒敘的方法來記得這部電影,從黑暗的最深處,往回看到Amy最初的模樣。
2011年7月的時候我在英國,記得Amy因酒精中毒過世當下,往常調侃她的那些聳動新聞標題像是預言成真般,即使前一天才剛發生震驚世界的挪威烏托亞島大屠殺,她的照片仍壓過所有媒體版面。也記得所有的購物中心、超級市場,像是說好似的,全天播放Amy的歌。很難想像當初八卦小報熱衷嘲笑的對象,如今化身成為全英國的精神寄託。
片中以她的逝去作結,搭配最後時日陪伴身邊的保鑣、家庭醫師與友人的訪談,建構出她內心世界的輪廓:厭倦成為狗仔瘋狂追逐的生活、即使脫離毒癮仍擺脫不了酒精、不斷消費自己的父親與前夫、創作能力的喪失。當她發現從來不想追逐的名利,如洪水般撲來,她只想單純做音樂的願望終將落空。可惜的是,導演對Amy Winehouse私生活的興趣仍舊多於她的音樂才華,如同那些嗜血媒體,人類學田野調查似的,蒐集Amy全身上下的「反常」,加倍放大那些獵奇眼光,以滿足群眾的偷窺心理。
也或許是Amy僅推出兩張專輯即瞬間登頂歌手之巔,能討論的作品數量仍不多;也或許是Amy的創作直接源自她的感情世界,因此很難不去梳理檢視她的私人情感脈絡。也或許就是Amy面對創作的坦率真誠,把自己徹底攤開在世界面前,毫不避諱內心的不堪與脆弱,加上天賦異稟的成熟嗓音,所以能如此打動人心。仔細探求她寫的歌詞會發現,這部紀錄電影裡的所有事情,早已一字一句被寫下,也早已被Amy傳唱無數遍,只因為她從不用悲情的腔調唱著,人們也會不小心沈溺在她的動人音色與嗓音裡,而忘了好好探究那些真實無比,甚至血淋淋的肺腑真言。
第二張專輯《Back to Black》簡而言之,寫的就是與前夫Blake Fielder分合糾纏的血淚史。這位被全世界樂迷鄙視的罪人,相信是影響Amy Winehouse接觸一級毒品的關鍵人物,片中沒有交代為何Amy對這一事無成的男人如此死心蹋地的迷戀,唯一的線索是Blake訪談自述,兩人都有破碎的家庭背景以及自毀性格,因此一拍即合,他也灌輸了Amy及時行樂的觀念。諷刺的是,因為被Blake拋棄而心碎寫下的《Back to Black》,卻讓Amy被主流音樂界大力擁抱;因為Blake關係染上毒癮,抗拒勒戒之心路歷程譜成的《Rehab》,讓她獨特的靈魂歌路大紅大紫,雖因吸毒史被美國政府拒發簽證,而無法前往葛萊美頒獎典禮,最後仍是驚人的囊括五大獎。
音樂成就與名氣的拉扯、私生活混亂與鎂光燈的逼視,複雜著Amy原本單純的心。如同傳奇歌手同時也是Amy的偶像Tony Bennett對她的評價:”Slow down. You’re too important. Life teaches you how to live it, if you live long enough.” 他覺得Amy是真正意義上的爵士靈魂樂歌手,甚至有與Ella Fitzgerald與Billie Holiday齊名的實力,可惜她被自己與世界消耗的太快。相對於靈魂樂,我覺得香港對Soul的翻譯更貼切形容Amy Winehouse的風格:騷靈樂,騷動靈魂之樂。有別於大部份流行歌手整齊劃一的作做姿態,甫出道的Amy在電視節目的毫不掩飾就顯得真實可愛,也難怪英國名主持人Jonathan Ross在訪談她時,形容她很平凡,是股清流。Amy的個性甚至說話語氣和口音,常讓我不自覺聯想到伍迪艾倫2010年在倫敦拍的電影《You Will Meet a Tall Dark Stranger》,裏頭的妓女角色Charmaine,幾乎同樣的北倫敦口音和草根舉止(chavy),很難不懷疑伍迪艾倫寫這角色時,腦中沒有浮現Amy Winehouse的形象。
看著2000年左右Amy剛出道時的青澀模樣,略帶嬰兒肥、稍稍靦腆、淡雅臉龐掛著未修飾的表情,與後期刺青遍佈、眼神渙散的成名時光,恍如隔世。然而不變的是她一開口就震撼全場的爆炸性渾厚低嗓,彷彿有位歷經滄桑的黑女人住在心裏,用最有生命力的聲音唱著最誠實的心情。之於片名《AMY》,我更鍾意藏在邊緣的副標題:The Girl Behind The Name。那個躲在巨大名字背後,不知所措的小女孩;那個藏在年輕軀體裡,百轉低吟的老靈魂;那個名字裡有酒,聲音醉人的Amy Winehouse。
最後來到影片的一開頭,1998年才15歲的Amy在朋友的生日派對,模樣純真的吃著棒棒糖,彼時的歌唱鋒芒已藏不住,看著Amy動人唱著生日快樂歌,我才明白,死去的只是叫Amy Winehouse的巨大名字,那躲在背後的小女孩,會隨著她的歌聲,一直活下去。


Wednesday, May 13, 2015

王澍:樸素為家




最近才發現王澍這號人物,先撇開他是中國首位獲得普利茲建築獎的建築師(華裔的貝聿銘除外)此頭銜,在網上瀏覽他建築作品時,瞬間就會被吸引,那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蘊藏在西式現代化形式的設計理念,毫無違和之感,看著他的設計,總讓我想起徐冰,甚至李安。

再研究這個人,他從學生時代的年少輕狂,逐漸如隱士般往內修心,受伴侶的影響,更轉變成溫暖平和的人,卻不失去原有的觀點與氣場。很奇怪,對建築從來一知半解的我,也會像讀本好書或看場電影般的深受感動,真的是很久沒有這樣的觸動了。

我決定不久的將來,必定要啟程去杭州走走,親眼看看王澍的建築,看中國美術學院的象山校區、看寧波美術館、看寧波五散房..

以下是他的口述文章,非常值得一讀:



口述:王澍 整理:夏楠


先從我的憤青時代說起。

那是80 年代末,整個社會都充斥著一股很強的批判味兒。我在東南大學上到大二,已公開向老師們宣布:沒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為我已經把那些老師都看明白了。我開始進入自學狀態。那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我們那個班被戲稱為“大師班”,連每次作業不及格的學生都認為自己是大師的坯子,都堅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師辯論“為什麼給我不及格”。當年那種學習狀態是,你到夜裡12 點還會看到同學捧著一本黑格爾的書坐在樓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 點還不回宿舍。大家都進入了自學狀態。這跟“文革”結束不久有關,老師其實能教給你的東西非常有限。適逢新藝術新思潮,每個人都抓住機會用各種方式自學。

1987 年我24 歲,血氣方剛目中無人,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當代中國建築學的危機》,批判了整個近代中國建築界的狀態,從各位大師一直批到我的導師為止。大師名字裡,當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沒有地方給我發表。

當年我們那一代人當中,或許我想問題會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則總在問一個問題:批判完了我們做什麼?是不是經過批判,經過這種所謂的革命就真的能誕生新的價值觀或者新的事物?那時我就並不肯定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這種對於“建設性”的覺醒,源於我在大學一年級時遇到的校長和恩師錢鍾韓。那是一個讓我永生難忘的人。

整個學校有九個系,剛進校時每個係要派一個學生代表去聽校長訓話。我很幸運……其實至今也沒弄清楚為什麼他們選了我作為建築系的學生代表。

錢鍾韓校長是錢鍾書先生的堂弟,是那個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歐美遊學七八年之久,但沒有在任何一所學校讀完過,也沒有取得任何一所學校的學位,他的時間主要花在了各個學校的圖書館裡。他回來後搞出了一個“錢氏定理”。用一個定理就變成了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學者。他那個年代會出這樣的人。他在給我們訓話的時候,主要是在教我們如何向教師挑戰—“你們不要迷信你們的老師;你們的老師可能前一天根本沒有備課,你要認真準備的話,你用三個問題,一定會問到他在台上下不來的”— 他認為只有進入這種狀態的學生才是他認為的好的學生,而不是那種聽話的、拿高分的學生。

剛入學就有人來指點你,這是很幸運的事!所以我到後來膽量很大。

記得在大三,我曾向老師提出,畫那種彩色的商業效果圖的問題,為什麼每個作業都要以它來結束。在我看來它基本上就是騙人的,是純商業的,是用來博取甲方的喜好。那時商業剛有了點苗頭,還沒發生,但我意識到這個東西已經是這樣一種性質。所以我向老師說我拒絕畫這個圖。老師當然很憤怒。後來事情鬧大,他們說,你們派幾個學生代表到教研室來談判。我帶了四個學生去談判。結果就是,教師們開放了,同意學生可以用任何形式來表達,不再限制你必須要畫這樣的圖。對學生做這樣的開放,那可是這個系歷史上第一宗案例!是我們通過鬥爭獲得的。還發生過很多類似的事兒,以至凡有此類事發生,系裡一定會將源頭歸結為我。

碩士畢業時,我的論文答辯全票通過,學位委員會最後卻沒有給我學位。 “這個學生太狂了!”之前已經有人給我傳話,告訴我若不改論文就沒有可能獲得學位。我的論文題目是“死屋手記”,明顯是在影射我們自己建築系和整個中國的建築學的狀況,有人說中國建築學其後20 年發生的事都已提前在你那篇論文裡討論了。我一個字也沒改,離開學校前影印了五本放在學校閱覽室。後來的很多學生都翻過,但當時我們的老師基本看不懂。





十年後的1997 年,我參加東南大學80 週年校慶,當年系裡的一位青年老師見到我,說:“你這個人變化很大。你一點兒也不酷啦!”我問,我原來怎樣? “ 原來啊,你在'東南'的時候,每次當你從走廊走過來,我們都感覺你不是一個人走過來,而是一把刀走過來,那把刀是帶著寒風的,大家會不自覺地避開。”

十年,正是妻子對我的改變,讓我變得溫潤平和了。我寫碩士論文時已經與我妻子認識。她對我的影響深遠而又無形,其實到今天為止,我當年的那種勁兒還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它的外面你能感受到已經很親和和圓潤,不那麼危險,不那么生硬了。但它真正的那種力量並沒有喪失,反倒多了很濕潤、溫暖的東西。

這種蛻變你很難自己知道。有一天(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築(中國美院象山校區)面前,對我說:“別人不喜歡很難的,因為它有很溫暖的東西讓你感覺到你會愛上它。”我就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這個變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個十年過去。

實際上,這種感覺對我來說,我覺得像是甦醒。可能在我童年,再小一點兒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接下來你經歷社會的巨大的變動,和青年的憤怒階段,很多新的思想接進來,融合完了你會發生一次蛻變,蛻變之後你還能回到你一開始的那個原點的地方。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這個原點,它是一種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園項目的時候,讓我有了一種全新的角度來看我以前所經歷過的。

比如,我覺得像山校園在很大程度是對我童​​年的回憶。

我的童年發生在“文革”。時有武鬥發生,只好停課鬧革命。我隨母親在新疆,母親工作的那所學校,因為停課整個校園被開墾成了農田。我和那些老師一起變成了農民。白天勞動,晚上農民們會聚一起喝著雲南來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們談普希金、談魯迅,談很多中國的外國的事情。現在回頭來看的時候,你能清楚看到當年那個運動帶有烏托邦的性質。很多人回憶那個年代就很憤怒很傷感不是嗎?因為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當時間過去,有一些其他東西會被你看到,我當年不過是一個小孩,在一個小孩眼裡,我看到了我該看到的東西。

我喜歡那種跟土地的關係。遼闊的土地,土地的氣味,莊稼的種植過程,種植與收穫,我都有極大的興趣參與。我在七歲時已經為家裡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號的,洋鐵皮的,從我們家到水井有400 米路程,第一次挑我只能挑半桶,因為容易灑出來。慢慢的越來越有技巧。夜裡去挑的時候,也一個人在水井上搖櫓櫓;冬天搖櫓櫓,脫掉手套,一貼上去那個鐵櫓櫓會把手上的皮粘到手柄上,皮掉下來就會劇痛。但你仍然每天在做這件事。想想我是一個蠻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會覺得這是一種自我磨煉。重複,重複,重複。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是很累的活兒,不想幹”之類的話。我喜歡挑水,而且我能體會到挑水過程中的那種快樂。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大概由於我看書很早,挑水的路上我就會想書上的內容。 “文革”期間大家都看不到書,而我太幸運了,母親被臨時調到自治州做圖書館管理員,我可以進入書庫看所有被查封的書。七到十歲的年月裡,我就是這麼亂看書度過的。包括大部分外國文學的翻譯本和中國的古書(繁體版)。

我愛幹活兒,估計還有一部分是源於天性。七歲以前,我跟姥爺在北京生活。他癱瘓在床上,身上會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幫手,用很粗的鹽,蘸點唾沫,用手給他全身抹鹽。旁邊的一些家裡親戚,偶爾說起過去的事,告訴我這個躺上床上的姥爺原來是乾什麼的。解放後他就被定級為八級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級別。後來公私合營後失業,不得不靠給北京人藝做佈景,賺倆小錢。 1960 年的某天,幹活兒時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裡睡了一覺,給風吹了,就全身癱瘓。癱瘓後全家人把他照顧得特別好,他在床上躺了16 年後去世。我也曾經算是看護過他。如果講支持的力量的話,他這兒,像種子一樣,會埋藏在小孩兒的心裡,待到合適的某一天它會發芽。就像我現在為什麼要求一年級的學生必須要全部學木工?它已經在我主持的學院裡發芽了。





我一向認為我首先是個文人,碰巧會做建築,學了做建築這一行,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出發,我看問題的視野就不太一樣。

十歲後我遷到西安上學。開始沒有校舍,全在帳篷裡上課。後來一邊用著臨時藉的校舍,一邊建新校舍。新校舍是用工地的那種竹篷的方式搭的。我後來在這種竹篷學校上了兩年。帳篷學校和竹篷學校的經歷,讓你知道學校原來還可以這樣。

從小學高年級到高中畢業我都是班長。從來不打架,但是誰也不敢打我。基本評語是特別內向。這個班長也不管事兒,只是讓大家看著他是每天最早到學校打掃衛生,冬天會早上6 點半到教室燒火點煤爐的那個人。全班的黑板報我一個人出,每一期我都會辦得讓全校震驚,因為每一期都很不一樣。這可能緣於我在新疆的生活環境。我的父親和他朋友們在一個很棒的劇團裡,都是演員。他們談的是藝術和文學。我從那時就意識到什麼叫創作……這就是,除了學習之外你知道什麼叫文采飛揚,什麼是文氣。我那種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養成了。

認識妻子以後,抹平了大半。事實她對我最大的影響,更是關乎心性的修養。比如這種—整天不干什麼,人的心靈還很充滿。

我曬太陽,看遠山,好像想點什麼,好像沒想什麼。我能這樣度過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變成很嫩的綠色,心裡一癢。當我用一種緩慢的、鬆弛的、無所事事的狀態來看它的時候,就不一樣了。無所事事是很難學的一門學問。但我逐漸學會了。無所事事時,突然間腦子裡有東西閃過,站起來,一提手,把該畫的東西畫出來,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樣憋著想,這樣還是那樣。

我們結婚後的第一個七年時間,我都是這樣度過。說起來,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資在養我,我打零工,偶爾掙一筆。她屬於天然而然的人,工作對她來說意義不大,掙個工資嘛,她只是對她感興趣的小事情感興趣,比如去西湖邊閒蕩,去哪個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場或者百貨商場,又或者去哪裡看個朋友。問題是,我逐漸地能適應到這樣一個狀態。

這種感受是來自心性的。關鍵這個心性自然了,滋養了,你就朦朦朧朧朧發現,你想做的建築,要傳達那種文化里最好的狀態和精神,你用一種很急的心態是做不出來的,用簡單的摹仿也沒有意義。首先一個人的心性變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發生了很敏感和很細膩的變化;你看進去了,又看出來了。你看下雨,看很長時間,雨怎麼下,從屋脊順著哪條線流下來,滴到哪裡去,它最後向哪個方向走。你會對這種事情感興趣。你就會想,有沒可能做一個這樣的建築,讓大家清楚看到,雨是從那兒下來的,落到那兒之後流到了那兒,從那兒又流到了什麼地方,每個轉折、變化都會讓人心動。

這不是靠看書的。在這個階段,我看中國的書越來越多,但基本上我沒有看過任何和建築有關的書。這個階段我稱之為忘卻。經過這七年,我發現了內心裡最適合自己的東西是哪一種。

我想討論一個和生活最有關係的建築:中國園林。白居易有三間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籬簡單圍一下,這中間就發生了變化。它一定是有什麼在裡面。所以從那兒開始,可能從那兒開始,我任何一個建築都是園林。不管表面上像園林的還是外表八竿子打不著的,都是,它已經用各種形態進入到我的建築了。

這個七年結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時間在我們五十平方米的房子裡造了一個園林。我做了一個亭子,一張巨大的桌子,還做了一個炕。還做了八個小的建築,作為我送給妻子的禮物。是八盞燈,我親手設計的,每一盞燈都掛在牆上。這個房子,如果說小的話,小到可以塞下八個建築,它有多小呢?

在這些年裡,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開始對材料、施工、做法,變得非常熟悉。我親眼看到每一顆釘子是怎麼敲進去的,每一塊木頭是怎麼製作成型的……徹底搞清楚這件事的全過程。我做後面的每一個建築,可說是在對這件事極為了解和熟悉的基礎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種樸素的、簡單的、純真的、不斷在追問自己來源和根源的這樣一種生活和藝術,我常自省—到現在我們都這麼認為,還有些東西沒有達到,還有些狀態沒有實現,都是和自己的修養有關。


出處:
http://www.chinalifemagazine.com/Web/ShowNews.asp?id=567

Monday, February 16, 2015

在核電廠邊釣魚


昨天去走了草嶺古道,搭著區間火車從台北坐到大里車站,一個宜蘭邊陲的海邊小鎮,古昔靜謐的像是被遺忘在現代發展史中,在圓石遍佈的淺灘走著,望著海浪洶湧拍打岸邊,心情卻十分平靜。

從大里入山,這兩百年歷史的古道,乘載著先人翻山越嶺到城市的想望,從前的人們就這麼癡愚走著,相信用雙手雙腳,定可走出一片江山。從宜蘭到台北,走上幾天幾夜是常識,假如獲悉今日從蘭陽平原到台北盆地需時一鐘頭不到,先人必定為自己奔波的身體與大把的青春難過,幸好先人記憶裡只有古道,沒有雪隧。

沿著草嶺古道漸入層峰,到山巔往下一望,來時路蜒蜒蜿蜿,曾經站著的大里淺灘,當時以為的洶湧浪濤,在如今居高臨下的角度,變成微不足道的淺淺波紋,我們以為的巨浪,在神的眼中,漣漪都不是。再大的事,放下到心的最底,都變成了小事。



翻過山就到了福隆,全長不過9公里,從海邊到山顛再到另一頭的海邊,像經歷了一次人生:輝煌璀璨的前半部,上到頂峰看到最美的風景,然後就開始下坡了,無窮無盡的下去,最終回歸大海。入海之前最殘酷的發現是,進入海灘要門票,那個青春時期的搖滾聖地,如今已不屬於任何青春少年你和我,而是屬於福容大飯店。

穿過入口,一旁的飯店積極整修中,看似準備迎接白花花的夏日到來,那個屬於搖滾青年、比基尼辣妹、玩沙小童的季節,我這般後青年前中年人士,特別是開始溢出一圈啤酒肚,僅適合蕭瑟無人的冬日。買了門票,穿過兩旁插滿微笑阿基師旗幟的入口,站在垃圾滿布幾近空無一人的福隆沙灘,我的健行之旅充滿人生結尾似的隱喻:棄置垃圾、蕭條冷清、無人聞問(管理員一點都沒過問我沙灘關閉前進入的企圖,也絲毫未提點安全事項..),於是我又像是提前見證了淒涼的晚景,在東北季風吹拂下,覺得孤單覺得冷。

幸好遠處有位釣魚之人,全副武裝抓著釣桿,他身後遠遠矗立著一座核電廠,雖久久不見任何魚上鉤,但此時此刻,我們的心情應該有點相似,皆懷著某種看不見的希望。



Monday, February 02, 2015

個人攝影史的巔峰



就在昨天,我小小的個人攝影史上有個新的高點,實在很難用隻字片語形容這種感覺,就容許我難得炫耀一下好了!

一直以來都不覺得自己會拍照,也沒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剛去英國後從手機開始隨拍練習,再接觸了單眼相機,對於鏡頭和器材仍停留在十分初階的認識,手邊更負擔不起昂貴的器材,但自從看了李屏賓的紀錄片《乘著光影去旅行》,賓哥在片中說:「要懂攝影就要先懂光」,當下我似乎有點被點醒某個穴道,這麼簡單的道理我幾年前才懂,於是後來我拍照前都會仔細觀察光影,不拍照時也會留心;觀賞好的攝影作品時,除了構圖,光源和光的質感也成為觀摩學習的重點。

很自然的接觸之後,慢慢覺得攝影的學問真是無窮無盡,很多規則被某個神人推翻後,又會成為新的規則,例如以前大家都說不要逆光拍,聽說杜可風大概某天喝醉後開工,猛對著光源拍,後來因為《重慶森林》等片子的風格深受眾人喜愛,逆光攝影又成為風潮。

後來自己開始拍片,因沒錢找攝影師,只好自己掌鏡,拍得大多是紀錄片,對攝影的要求沒那麼高,也就過得去,直到和英國業界的專業攝影師合作後,我才發現自己的攝影能力,離專業兩個字有如愛丁堡到台東那麼遠,自此認定我專心寫劇本就好,雖還是會忍不住手癢,胡亂拍點什麼。

前陣子,我開始在instagram上追蹤些世界最頂尖的電影攝影師(cinematographer),有拍過《冰原之心》的Reed Morano;有綽號「Chivo」的墨西哥攝影大師Emmanuel Lubezki,他拍過震驚八方的《人類之子》、《永生樹》、得到奧斯卡最佳攝影的《地心引力》,還有今年極有可能再次登頂的《鳥人》;還有同是墨西哥籍的Rodrigo Prieto,他拍過《愛情像母狗》、《21克》、《斷背山》、《色戒》、《最後的美麗》、《火線交錯》、《破碎的擁抱》、《華爾街之狼》,還有現在台灣開拍的《沈默》,光寫這些經歷我就已經趴在地上五體投地,再看他們這些神人的instagram作品,會覺得自己簡直沒有資格拿起相機。

就在昨晚,我按了Rodrigo Prieto最新一張疑似在北投硫磺溫泉照片的讚,後來就去吃晚餐,沒過多久吃完飯,我的instagram也收到一個讚,仔細看覺得這帳號眼熟,點過去才發現竟然是Rodrigo Prieto!哇賽!那個拍過《愛情像母狗》《21克》《斷背山》《色戒》、《最後的美麗》、《火線交錯》、《破碎的擁抱》、《華爾街之狼》的攝影師本人看過我的照片,還按了讚!之於他可能只是隨手之勞,之於我這種剛起步的攝影愛好者,絕對是莫大的鼓舞。也許他在台灣拍片覺得有義務鼓勵一下當地獨立電影工作者,但這無心的肯定,讓我更相信自己必須堅持創作這條路!

雖然我到現在還是深深懷疑,他是因為喝醉而不小心手滑按到的可能性比較高就是了。


註:

他們的instagram

Reed Morano

Emmanuel Lubezki

Rodrigo Prie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