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02, 2012

挑戰英國紀錄片新秀之路




拿起攝影機,開始拍起紀錄短片,不過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怎麼也沒想到能走到目前的地步。

時間回到去年11月,即將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紀錄片研究所畢業的我,終於有資格報名蘇格蘭紀錄片協會Scottish Documentary InstituteSDI)每年一度的新導演培育專案-Bridging the Gap。顧名思義,此專案就是學校與產業界的橋梁,每年公開徵求4610分鐘紀錄短片的企劃案,只要是在蘇格蘭發展、非全職學生的電影工作者,皆可投遞自己的短片計畫,書面階段入圍1012位新導演,共同接受為期兩個月、數個工作坊的訓練,之後的創投會議(Pitching),每位導演各自向專業製片人組成的評審團推銷(Pitch)自己的影片,當天就會決定哪4名新導演能得到投資,通常資金來自官方機構,如Creative ScotlandBBC,作品完成後也有機會在BBC蘇格蘭頻道播放、參加大小影展、上戲院映演和發行DVD

今年是第9屆的Bridging the Gap,歷屆的作品,經常得到世界各大影展的獎項和提名,包括英國奧斯卡BAFTA、紐約翠貝卡Tribeca影展等。也因此,蘇格蘭紀錄片協會於英國、歐美等地,逐漸在創意紀錄片的製作、研究和人才培訓方面,立下良好的聲望,也在歐洲紀錄片產業中,扮演關鍵的地位。
  

企劃案入圍 Shortlist

撰寫短片企劃書時,簡章規定最多只能有2頁,還不斷強調「最高指導原則就是精簡再精簡」,企劃書是闡述你心中的電影全貌,而非只是關於電影的模糊點子。簡而言之在紙上階段,已經必須讓閱讀的人能想像、甚至能在腦海中看見你構思的電影。今年不限主題,但鼓勵拍蘇格蘭當地的故事,我的構想是拍這裡隨處可見,卻總是充滿神秘色彩的中式外賣餐館。

11月底傳來消息,很幸運的,我的企劃案通過了第一階段篩選,成為11位入圍導演之一,看了名單,我是唯一的亞洲人,除一位西班牙人之外,其餘皆為英國人。入圍不代表拿到資金,僅是有資格參加接續而來的訓練工作坊(Workshop),和其他入圍導演一起互相切磋、逐步把各自的電影構想磨得更加完善,好面對最後的Pitching


第一次的工作坊(Development & Research Workshop)在12月中舉辦,週末兩天從早到晚,11位入圍新導演、蘇格蘭紀錄片協會的製片人,以及特別邀請知名瑞士紀錄片導演Vadim Jendreyko為工作坊的客座講師,他近期的作品《一位女子與五本大象》 The Woman with the 5 Elephants)橫掃國際紀錄片影展,風光無比。不過提到此片,他幽默自嘲的說,拍完這部作品他已經破產了,幸好有得獎。兩天下來,11位新導演輪流口頭發表自己的電影構想,再互相激辯討論,Vadim Jendreyko聽取每人想法後,會適時以自身經驗提出建言,從他身上,我們吸取了很多實際拍片的經驗談、和身為紀錄片導演的洞察力(insight)。

預告片Trailer

結束之後,距離下個工作坊還有一個月左右,這段期間就是製作長約13分鐘的預告片(trailer),換句話說,必須開始拍些畫面了。我選擇拍攝中餐外賣的司機,花了不少時間跟班,觀察他工作的情況之外,不時也擷取些影像素材,最重要的,建立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信任感。

1月中,第二次工作坊(Trailer & Pitching Workshop)登場,同樣是週末整整兩日,重點放在預告片和口頭發表的結合。這次的客座導師是英國製片人Grant Keir,除了活躍於BBC和歐美各國電視紀錄片圈,也擔任謝菲爾德紀錄片影展(Sheffield Doc/Fest)的策展人之一,他是個表達能力出眾,精明幹練又渾身充滿活力的製片人,本身就是個「自信言談能贏得人心」的最好例子。



每位新導演必須當眾模擬口頭發表,並展示自己拍的預告片,總共只有7分鐘的時間,因此必須十分清晰準確。在Grant Keir的指導下,我們學到,重要的不僅是讓評審團瞭解我們的電影,同時更要清楚介紹自己,也就是影片創作者的經歷與能力。很多人會忽略這點,投資方其實看重的不只是故事,很大部分也仰賴電影創作者的特質,畢竟他們希望能把錢投資在值得信賴的人身上。還有,影片概念藉由口頭闡述,是否能在視覺影像中體現,也是一大重點!說出來的,以及拍出來的,絕對不能是兩個世界!


創投會議Commissioning Pitch

22日是一決生死的創投會議,從10點半開始,分成每20分鐘一單位,新導演依名單上的時程表,按時單獨進入會議室,有如面試般。

當我進入會議室,迎面而來是三位評審,一位是蘇格蘭紀錄片協會的會長Noe Mendelle,一位是Creative Scotland的創投委員Leslie Finlay,另一位是知名加拿大紀錄片導演Bart Simpson,你沒聽錯,名字和卡通辛普森家庭的霸子一模一樣,即使如此我當下還是笑不出來。幸虧在家不斷的演練,真正上場口頭發表時,我比想像中冷靜有條理,稍微介紹自己後,我很簡潔的把故事概念敘述一遍,並讓預告片替我說話,說的再多、再好,都比不上用畫面征服觀眾。7分鐘的口頭發表和預告播放,13分鐘的問答時間,儘管我謹記Grant告誡的:「簡短回答問題,問的問題越多,評審團對片子才了解的越多。」但評審團似乎沒什麼想問的問題,讓我走出會議室時不免擔心了起來。


到了傍晚,接到蘇格蘭紀錄片協會製片經理Flore Cosquer的電話,這位法國美女用賣關子的口吻說,我是她第一個電話通知結果的新導演,閒聊了好一陣子才說:「恭喜,你的影片被選上了!」現實當下,我卻覺得這一切比劇情片還要不真實。包括我的片子《Takeaway》,還有另外三部被委任,每部10分鐘的Bridging the Gap紀錄短片,最高能有16000英鎊的預算,預計5月底前完成影片。

這之後,2月中又參加了第三次工作坊(Directing Workshop),四位入選新導演得強迫參加,這次請來的客座講師是丹麥的女導演Phie Ambo,她拍過非常知名的《機器之愛》(Mechanical Love),橫跨日本和歐洲拍攝,於是她也不吝分享各種跨國合作的經驗,以及導演的手法技巧等。

總而言之,這次參加Bridging the Gap有幸能與國際電影人才一同學習成長,歐洲對於紀錄片的重視,其產業規模和專業運作,都令我大開眼界。幸運拿到進入產業界的門票,但離占有一席之地,仍需很多很多的努力。不過有一點比較可以放心的是,拍完這片,我不至於會破產就是了。

【全文刊載於cue電影生活誌以及紀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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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29, 2012

比壞 - 相聲瓦舍



幾年前去現場看過,至今仍記憶尤深,兩人的設科打諢固然詼諧引人發笑,但到6分50秒左右,我竟開始笑不出來。那些張口閉口把法律、規則掛在嘴邊的人,說得再頭頭是道,再怎麼努力微笑,就是會令人不寒而慄,希望官員、民間的「有力人士」,有時能摸摸自己的良心,用頭腦做事待人之外,也能用用真心。

以下


甲:因為我壞啊 


乙:(疑惑)我也壞啊


甲:你壞的不夠徹底


乙:我壞的眾所周知 


甲:我壞的大家都看不出來 

乙:啊???


甲:真正的壞人 外表是完全看不出來的。儀表堂堂 說話頭頭是道 人面廣 關係好 交際手腕高。隨時隨地把法律兩個字掛在嘴邊上 我所作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所以我可以弄法、玩法。 


乙:你不要太過份了


甲:你說我過分 我有犯法嘛? 


乙:少跟我油嘴滑舌!


甲:你說我油嘴滑舌,我有犯法嘛? 


乙:你態度傲慢!!


甲:我態度傲慢,我有犯法嘛? 


乙:你奸詐!


甲:我有犯法嘛? 


乙:你芭樂!





Wednesday, March 28, 2012

不被尊重的少數







八十幾歲的王家老阿嬸眼角總噙著淚水,問我們:「可不可以叫勒羊把我們家劃出去?大家各退一步,以和為貴,為什麼一定非要我家的地?」


出自「都更釘子戶」背後的關鍵奧秘 5分鐘包您看懂士林王家-文林苑都更案懶人包


民主的道理很簡單:「少數服從多數」,執政者常抓著這句不放,卻忘了其實還有後面那句:「多數尊重少數」。台灣人以民主開放自居、以人情味濃厚自豪,但離真正懂得「尊重」的素養,還差很遠很遠。


遇見與自己意見不同的聲音,不懂得尊重,甚至以「大部分人都這樣」的「主流」聲浪,作為多數暴力,打壓其他的聲音。這不僅體現在今天拆除王家的單一事件上,幾乎適用於各個層面:選擇科系、選擇職業、選擇穿著、選擇政治立場、選擇性傾向等等。持不同意見者,好一點被稱作「怪咖」,嚴重一點,就被視作破壞社會和諧的搗亂者。


心平氣和、態度柔緩的強制命令,不叫真正的尊重,只是溫柔的暴力。官員都以為尊重是用態度和語氣來表達,而非傾聽。於是我們身在一個看似美好平和、充滿人情味的多元社會,實則軟弱、人云亦云、沒有想法。也因為沒有個人想法、獨立思考,人們更加依賴「多數人」的聲音。


那樣比較安全。


人民如此,政府如此,過段時期再找個「台灣之光」來自我激勵、集體朝拜。諷刺的是,那些台灣之光都並非依循「大多數人」、「主流」的價值觀才發光的。


                                                                                                                       圖片轉載自 Scott Comic Studio


“台北市長郝龍斌日前指出,多數人的權益一定要保障,這是5%與95%的權益評量,「不能讓少數人的堅持犧牲多數人的權益」..."


郝龍斌講得頭頭是道,語氣充滿正義與公平,但我不相信他敢去挑戰金字塔頂端的5%,照他的講法,同理可證,身為少數的老板們堅持責任制而且不給加班費,卻犧牲身為多數受薪階級的生活品質。怎麼從來不見他拔刀相助,動用公權力和推土機去威脅老板們,保護多數上班族的權益呢?


所以這建商和政府利益交換,並用多數暴力壓迫人們最基本自由意志的老套戲碼,竟活生生在解嚴後20年再度上演。表面上是大多數人(?)贏了「利益」,實則是整個社會對於「尊重少數」這基本民主素養的徹底挫敗。


憑什麼大多數人(建商/官員?)對於都市更新後的「美好想像」,得強加在個人自由意願之上?特別在王家早已聲名:「饒了我們兩家49坪,請把我們家劃出去吧!我們不要錢,一塊錢都不要!我們願意完全無條件退出都更!」


這已非民主,而是強制暴力。而且沾沾自喜的官員在平順的「依法行政」後,卻忘了情理法,以情字為先,理次之,法為最後手段,無情無理的拆了他們眼中僅是阻攔政績的眼中釘子戶,卻忘了最基本保障人們自由的情面。


他們真的忘了,以為拆得只是「房子」,但同時那也是別人安身立命的「家」。


「家」是金錢買不到的,為什麼總是要拿錢來看這件事?難道這個社會的衡量標準就只有金錢嗎?王家人哽咽地說。







相關文章:


1. 少數服從多數合理?惡法逼王家人搬家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0823/112012032800838.html


文林苑的案子最荒謬的是,苦主不是大樓的住戶,他們也不住一樓,他們只是住在大樓旁邊的透天厝而已。建商為了想把都更基地擴大,就看上他家的土地,私底下去探聽,發現它們家根本不願意加入都更(說真的也沒必要加入,因為苦主根本不在建築線內,也就是說,拆了苦主的家後,實際上是拿去當大樓周圍的休閒綠地,夠扯吧!),於是連通知都沒通知,就直接把苦主的地報進都市更新案中,甚至賣起了預售屋,結果這下就綁架原本大樓的住戶:因為其他住戶早就搬出去,他們的利益跟建商是一起的。
    由於苦主根本沒被通知,所以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畫進都更,也就無從在合理的期限內向都市計畫委員會表示反對意見。即便兩次行政官司,還是無法挽回被拆的命運,因為依法判決,苦主是穩輸的。
    這其實就是惡法。我們都說惡法亦法,不過這是我們這種風涼人講的風涼話。如果我們今天是當事人,當我們的身家被奪得一乾二淨,最好是我們還講的出這種屁話。
    我不知道這件事後面還會有怎樣的抗爭,但是我會盡力支持,網路上傳傳文字只是順手之勞,有遊行的話,請假都會去。因為我也正在看房子的年紀(週末都在看房子),這種事今天發生在別人身上,明天就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




2. 高牆與雞蛋
http://pnn.pts.org.tw/main/?p=40256


"「都更條例就像變相的土地徵收條例,立法者特地為建商開了後門,讓他們獲得本應只為政府所有的徵收權利。」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認為,土徵本應符合「公益性」、「必要性」、「比例原則」、「最後手段」、「完全補償」五大原則,但在都更的脈絡中,「多數決」卻凌駕徵收5大要件,已違反憲法第15條與第23條中,對人民生存、工作與財產權的保障。

徐世榮強調,多數人的利益,絕不等同於公共利益,即便有99.9%的住戶同意都更,但只要不具備公共利益,就沒有任何權利強迫0.1%的人接受。他認為,士林文林苑都更案,最終以強拆王家方式落幕,代表「中華民國歷史上,人權淪喪、黑暗、恥辱的一天!人民應受(憲法)保障的財產,竟然被建商所剝奪!」

「集體掠奪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就叫多數暴力!」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則激動地說,士林王家宛如苗栗大埔事件「城市翻版」,郝龍斌卻聲稱一切依法行政,證明他已和苗栗縣長劉政鴻沒有不同。他痛批,北市府動用強勢警力驅逐、拆除王家人,擺明告訴大家沒什麼是政府做不到的,就算違憲、就算只符合建商利益,就算人民不同意,政府還是可用暴力強拆。"

Friday, March 23, 2012

青春短長




講到青春,語調都有點感傷。

艾未未說,青春就是昏睡。
木心寫過,青春是一種信仰

青春很短,比初吻稍長。  
我的青春很短,等待長大的時間卻很長。


Tuesday, March 20, 2012

英倫電影與設計




英倫電影與設計的關係,一如英國人的性格,拘謹傳統的同時,亦能擁抱前衛創新,最重要的,始終保持對人性的關懷,而電影中的設計,大多服膺於當代影片風格,甚至也引領觀眾看見不同時代的模樣。

二次戰後寫實主義電影當道,1948Michael Powell的《紅菱艷》(The Red Shoes),被譽為「英國電影藝術手段的一大勝利」,除了是成功結合芭蕾舞的第一部電影之外,片中的舞台、服裝、音樂、舞蹈設計等,皆為當時極為罕見的原創,為該片設計戲服的,就是Christian Dior齊名的戰後三大服裝設計師,Jacques Fath 


到了1969年,《偷天換日》(The Italian Job)的出現,一躍成為所有飛車、神偷類型片的鼻祖。此片將英國設計製造的Mini小車俐落身影,深深烙印在觀眾腦海,想到Mini就想到英國,也將汽車設計與電影作一次最完美的結合,至今,Mini車仍持續風靡世界各地的Mini車迷,電影本身也成為「搖擺六年代」的英倫經典。

年代初期,移居英國的Stanley Kubrick拍出了極富爭議性的大作《發條橘子》(Clockwork Orange),不僅內容引起廣泛討論外,充滿未來感的視覺設計,從室內陳設、傢俱樣式、到人物裝扮,在當時甚至是現在,都前衛無比。知名服裝設計師Milena Canonero,為此片初試啼聲,打造一系列實驗性濃厚的戲服,之後更三度奪得奧斯卡的最佳服裝設計。

當年《發條橘子》上映後,興起許多英國年輕人,仿效片中的穿著打扮,甚至惡行,也因此在許多國家都遭到禁播,不過,這無損該片在世界影迷心中的經典地位,那張辨識度極高的海報,更是由設計過無數經典電影海報的平面設計師Bill Gold操刀,早已成為影迷爭相收藏的目標。



年代之後,從《你是我今生的新娘》(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開始,英倫電影興起以都會幽默喜劇的路線,一路到《BJ單身日記》(Bridge Jones’s Diary)、《新娘百分百》(Notting Hill)、《愛是你愛是我》(Love Actually)和《非關男孩》(About a Boy)等,各種場景設計,呈現出英式(特別是倫敦)中產階級的生活樣貌,也成為影迷到倫敦旅遊時,尋找探訪的大小景點。


 

2006年的《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更是近年在美術場景設計,集大成的英國電影。雖以未來為背景,卻不斷在細節中對過去的英國致敬,如取景Battersea發電廠廠外飄浮著飛天氣球豬,顯然是對英倫迷幻搖滾Pink Floyd獻上敬意;以及Banksy的塗鴉作品British Cops Kissing,也藏身在場景角落。全片描繪2027年的倫敦,超寫實和未來感之外,更有股陰鬱頹喪的懷舊氣息。這大概也是英倫電影與設計,獨樹一格的地方──追求前衛創新的同時,也不忘擁抱過去歷史文化的傳承,在老東西之中,發現新的視野。


《本文登載於cue電影生活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