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February 12, 2011

開始學會從容



那天翻了一下護照,發現簽證剛好在明年這個時候到期,也就是說,不繼續念博士,不工作,一年後的我一定得滾出英國。

仔細想想,還挺期待的。

三年夠了,讀得書也夠了,原以為適合安穩的研究生活,經過這幾年,才漸漸認識自己,原來我可以上台講話,原來我有能力表達,原來我喜歡接觸人群。很奇怪,這跟我高中以前的形象不符,上了大學,雖稍微不那麼內向,很多時候仍是不懂得表達的。

國外的這幾年,我變了很多,對事物的思考、對想法的表達上,都比以往更能掌握些。大概也是年紀的緣故,或是不斷接觸人的關係,雖常在新朋友面前說教,不過對於面對人溝通這件事,確實是更有自信的。與語言能力不完全相關,跟內心態度較有關係。

不對自己設限,可能是讓我成長的關鍵。

在國外生活,假如一害怕,很多事情都搞不定。尤其隻身在外,什麼事都得自己來,一設限,負面想法被打開,便開始渲染瀰漫,接下來只想逃避,然後一事無成。如果我因此有變得勇敢一些,更大方一點,也應該是被幸運允與的自主空間所故。不自己面對過,很難開始想,什麼是要的,或不要的;不放手去做,很難知道什麼是自己行的,或不行的。


我覺得一個人,是永遠不該被另一個人安排、指使其人生的。因為能為自己人生負責的,終究只有自己。意見可以聽,思考得自己來,決定,也得自己下,這才是理想的人生。要活在別人的期望裡,很簡單,只要照著別人說的做即可,不過這樣的人生,很難快樂吧!


於是我漸漸學會打開心胸,聽取各種建言,不管好聽或不好聽的話,都先聽,下決定前充分了解利弊,瞭解自己的特質,不輕易說不,也不草率行事,一旦決定,必全力以赴,盡自己所能,最重要的是不後悔,不辜負自己的判斷。結果呢,不管好壞,都要自己誠實面對,扛起責任。


這是我認定成熟的模樣,也是之所以讓我免於過度恐懼失敗的處方籤。一直以來,我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任何挑戰、任何目標,結局幾乎都是理想的。假如其中想摸魚打混,隨便處之,別人不一定知道,自己卻清楚的很,失敗通常不意外。


雖然我夢作的越來越大,但還是時常叮嚀自己一步一步來,成功是累積的,爆紅式的成功,常像煙火,短暫閃爍就消逝無蹤,無法長久。


像林懷民老師說的,「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我不知道一年後的今天,我會做著什麼樣的工作,也許薪水不高,也許聽起來不酷,但我希望會是我喜愛的工作,甚至不只是工作,是熱情,也是事業,跟著自己一輩子。很久很久以後,我都會盡全力讓它,變得很酷。






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 林懷民


在所有華人區域,「雲門」是唯一長年在國際巡演的表演藝術團體,它已經成為整個華人藝術圈中最受讚譽的品牌與傳奇。
    
一九七三年,當年二十六歲剛從美國留學回台的林懷民,成立了華人社會第一個現代舞團,立下宏願「我們要跳舞給自己的鄉親看。」從此,雲門的精神裡總伴隨某種昂然的悲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但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但林懷民的擔憂沒有成真,那一天適逢台美斷交,政府慌了手腳,警總無暇他顧,而雲門舞者在悲憤的淚水中跳到人體的極限,震撼無數台灣觀眾。
    
台灣解嚴,林懷民走過長達十年的歷史重建歷程,一九九七年推出探討二二八傷痕的《家族合唱》,心中積鬱傾洩盡淨,隔年才有靜定自得的〈水月〉,自此雲門的肢體走進了全新的境界。好不容易,林懷民以為可以安心創作了,去年雲門一場大火,又把一切毀滅。
    
累積很難,毀壞很快,如同林懷民比喻的,台灣的河川很短促,從高山往下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沒有任何眷戀。好像我們辛苦累積的一點成就,某個巨大的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為了對抗任何形式的毀壞沖刷,「拼搏」已經變成台灣社會重要的價值,「拼」讓我們超量的使力,因為我們相信「愛拼才會贏」,但拼搏是短線操作,拼過是倦乏,無法沉澱、養氣、培厚。長久來看,絕對是輸的。
    
台灣走過六十年的生聚教訓,累積出一種文明社會的公共意識,林懷民說,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台灣的河川都是從山上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很短促,好像很急的,沒有任何眷戀。台灣還有颱風、地震等天災,這好像是一種大自然的宿命,循環反覆不斷發生。我們的社會也很難累積,累積到一定時候,某個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從天然環境、歷史因素到政治力量,它不斷、不斷摧毀我們建立的一切,逼  我們得不斷、不斷重新再來。颱風來了,我們收拾好了;九二一地震來了,我們重建;雲門火災發生了,我們也重新再來。我們有這樣的韌性跟活力,但就是很難累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東西,卻很可能一夜間被「任何形式」的颱風或地震摧毀。
 
在動盪中尋找平衡
    
雲門創團的宗旨就是「跳舞給台灣的民眾看」。可是,為了跳舞給自己的人看,為了要走出台北,到各城鄉演出,我們最後慢慢摸索出來的模式:一團在海外跑碼頭,在國內做大型戶外公演;二團到校園,社區和偏遠地區演出。也就是雲門必須透過紐約或倫敦,才能走到台灣鄉下。
    
好迂迴呀!是不是?因為社會缺乏視野,沒有文化自信,更因為歷屆政府只把文化當口號,沒有真正的用心(想一想,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共有四個文建會主委!)你必須先建立某種國際品牌,也許才可能得到各種支持贊助。如果沒有品牌,就沒有補助和贊助;沒有品牌,即使免費的戶外演出,也不可能有四萬、五萬觀眾。
    
這原本不是我們的經營策略,但形勢逐漸把我們塑造成這個樣子。德國、法國這類的西方團隊,都是政府養在那裡,還有民眾幾代人對藝術的素養在撐持。雲門在國外要跟這些一流團體競爭,真的好像「鄉下」來的窮孩子,除了才氣還要有骨氣和韌性。
    
雲門得不斷不斷飛到國外演出,到倫敦、紐約、莫斯科,而且要不斷不斷推出新舞碼,才能夠談累積。如果沒有每年在國外推出新作,它的知名度、排序就會往下掉,競爭非常殘酷激烈。沒有國際聲名,找不到贊助,舞團根本活不下去。我們一定要在國際上建立品牌,才能說服自己人。
    
雲門長年在國際間行走,沒有像各國的表演團體,有外交機制的協助,這一路走來沒有一點僥倖。但是,我感到在台灣還可以做這些事、做這些夢,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體育館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在故鄉新港附近肇建的歷史,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薪傳〉是第一個以台灣歷史為題材的劇場作品。在那個時代,很容易被黏上台獨的標籤。我擔心在台北公演可能有麻煩。演出當晚剛好碰上中美斷交,一夜間〈薪傳〉變成同舟共濟的符號,警總也沒有來找我。那天舞者心裡激動,悲憤的跳,臉上分不出來是汗水或淚水。舞者拼足了力氣,把肢體拉到不可思議的極限。
    
為什麼人的肢體要這樣掙扎?這裡有很多層面,包括時代的局勢、雲門生存的苦悶。最深層的還有戒嚴的壓力,這是我從小到大感覺到的。這些苦悶逼著我編出那樣「殺人」的舞,逼著舞者的身體竭力掙扎,超出人的一般身體狀況。
    
外國的舞評家常問我:「奇怪,你的舞蹈為什麼談那麼多政治的東西?」台灣的政治在過去三十多年不斷變化,每個變化都促使人去學習,去調整。我告訴舞評家,我不是在「溫習」台灣,而是學習認識台灣。
    
重新認識台灣歷史,這裡面最重要的當然是二二八。
    
一九九七年,我創作〈家族合唱〉,碰觸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
 


不斷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詮釋舊事件
   
台灣民主很短暫,從解嚴後到現在不過一代人。解嚴之後,原本所有事情都可以談的,所有資訊都出來了,可是還來不及梳理清楚,它馬上被新的流行、新的議題蓋過去了。
    
我講一件好笑的事:我五十幾歲,才第一次知曉花東外海有鯨魚和海豚,眼淚啪答啪答掉到報紙上。我一直以為鯨豚是西方的動物!作為一個島嶼的居民,我們對海洋知道得那麼少。戒嚴時代,海岸是禁區,海洋也成為禁忌。
    
編作〈家族合唱〉是一個自我救贖的動作。從童年起,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謎團和陰影。做完〈家族合唱〉第二年,乾乾淨淨的〈水月〉問世。
    
在〈水月〉裡,舞者不再為角色,甚至主題服務,只是自在的舞動自己。回顧起來,沒有〈家族合唱〉的洗滌,大概沒有一清如水的〈水月〉。那是一九九八年,解嚴十一年後。個人心靈和身體的解嚴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整個社會的舒解需要更長的時間吧。
    
島嶼的悲劇,因為學術的論述不足,成為政黨迴避或操弄的籌碼,社會長期處在分化的狀態。
    
西方媒體隔一陣子總要回顧,重新詮釋歷史的重大事件,例如今年對1989年,對登陸月球的檢討。台灣的媒體在檢討歷史,瞻望國家前程的工作做得不夠深入。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過世,多家媒體感慨台灣沒有這類的政治評論家。真正的理由是媒體沒有培養這樣的人才。
    
社會大眾因此只看到一個又一個新的議題,沒有累積知識;重大事件發生時,沒有知識的縱深作為判斷的依據,無法有客觀的觀照,變成憑感覺做事。島嶼的經驗沒有累積,新的事物都是突然的發作,事過境遷才問怎麼變成這樣?結果,我們一再錯失機會,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
 

  
只有流行,沒有自己
    
政治的議題之外,文化的累積做得也很差。本土文化是重要的根源。我們當然要認識淡水河,濁水溪,才認識長江,黃河,恆河,尼羅河。
 
陳進、陳澄波、郭雪湖、廖繼春,這些前輩畫家的作品承載了時代人的體態、容貌、情感;作品中的人物、衣飾、場景、甚至光線,是屬於台灣的美;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和這些作品直接對話,認識自己。這些畫家,應該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他們的畫作應該是社會共擁的美學意象。
    
每個社會都有大眾熟識,公認的美的人像,成為月曆的主題,成為不斷詮釋的符號。連巴里島都有對自己人種美的典型。我們沒有。
    
演講時我常問聽眾,台灣美女的經典人像是什麼。答案沒有例外的是林志玲。我相信,十年後的答案是另外一個流行的名字。
    
台灣文化的底蘊沒有凝塑為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意念。媒體配合影劇,時裝的商業操作,我們只有流行,沒有自己。政府的文化創意產業大部份是著眼於經濟導向的「產業」,沒有想到培養獨特創意的文化根基。商業主義掛帥,全球化,以及即將來臨的大陸化,我們自我認知的形貌勢將愈來愈模糊。審美體質的脆弱會不會使我們喪失文化優勢,變成跟香港一樣,只向錢看?
    
過去這一年,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和吳念真的「人間條件」都轟動一時。看「寶島一村」時,我鄰座一對講台語的老夫婦哭得唏哩嘩啦。外省籍的朋友告訴我,「寶島一村」讓他初步感受到本省人內心的曲折。像我對外國舞評家說的,我們不是溫習,是在學習台灣的歷史。觀眾在劇院裡認識彼此,認識「我們自己」。
    
這些認識再薄弱,都可能成為「同理心」的基礎。可惜的是,各地文化中心礙於體制,預算,人事,無法專業營運,演出以免費活動為主,團隊很難進行賣票演出。沒有通路,這兩齣戲,只能在大城市演出。
    
不管政治或藝術,文化的累積必須不斷整理,詮釋,延伸,再創造,最後變成社會的集體認同。這是凝聚人心,尊重公共領域的基礎。
 

 
台灣最棒的是人的品質
    
台灣,是我唯一願意長住的地方。我所有的怨言其實都是遺憾。「遺憾」它的潛力沒有完成。
    
儘管起起落落這麼多年,台灣最棒的就是人的品質,行為舉止,都慢慢朝著文明的方向進步。在紅綠燈前或公車站、捷運站,台北市民很自然地在排隊;公車、捷運上,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讓位。
    
捷運在車站月台劃一條線,告訴你要在哪裡候車;上手扶梯時,它告訴你右邊的人站定,左邊可以走,隊伍就開始慢慢拉出來,拉出我們教養和文明的高度。
    
排隊、讓位裡面有個「公」的概念,這是市民社會的開始。沒有這種對於「公」的尊重,不會有成熟的民主。
    
我們有品質非常好的民眾,你看我們的「義工」、「志工」文化,多麼驚人,對比某些政治人物的自私,這種「公」的、「利他」的精神已經成為社會文化最珍貴的一部份。
    
我在《亞洲週刊》看到一位大陸新娘的評論很有意思。她說,初到台灣,台灣人讓她很吃驚,台灣人一天到晚說「謝謝」、「對不起」、「請」,她說大陸人沒有這種素養。也有北京的記者朋友寫E-MAIL給我,「我想趕快回到台北,因為在台北街上你看到人這麼熱情、善良、世故而溫暖,完全不像是一個中國的社會。」如果他的中國社會是廣州、上海、北京,那我們真的不一樣。
    
全世界沒有一家書店可以做得像誠品一樣。這樣精緻的書店,可以在台北經營二十年,還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敦南店。一樣私人經營的台北愛樂電台,可以活躍到今天。
    
雲門到鄉下的學校演出,教官大叫「安靜、安靜」,好像還在戒嚴時代。演出後,校長和老師跑來,很驚訝地說,從來不知他們的小朋友可以這麼專注,可以大方和台上對話、提問題,你請他們上台跳舞時,那麼高興自然踴躍。我說,因為你們教官吹哨子,把他們嚇成那樣子。
 
雲門經驗裡最讓我感動的事情之一是:在紐約,倫敦和台灣南部,我們演的是完全一樣的舞作。你以為「鄉下人」不懂現代舞?NO!台灣人就有這樣的素養。
    
我們在鳳山戶外公演,高雄縣文化局的朋友和記者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觀眾可以那麼秩序井然,安靜地沉醉其中。雲門像一面鏡子,讓他們看到自己美好的 一面。經營雲門,我感覺到一個壓力,大眾對藝術的渴求已經超乎我們能提供的。我常跟雲門的舞者說,我們欠這個社會。因為我們的觀眾可以一直吃,可是我們沒有力量給得更多。
    
台灣的設計每年在iF、紅點設計展中,一大票人得獎。對比英國、美國、歐洲的人口和文化實力,台灣那麼小的地方,表演團體有雲門、當代劇場、無垢傳奇、屏風、優劇場、表演工作坊。電影有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這些傑出的導演。
 
我們有人才,有潛力,不應該輸人。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白,這些人和團隊的背後都沒有產業的基礎,不可理所當然地以為這種現象可以永續。
 

 
從容,追求永續
    
雲門在艱難中成長。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有觀眾的掌聲,社會的支持在推動。我覺得雲門是社會的資產。
    
去年,大火燒毀了我們工作十六年的鐵皮屋排練場。既然要從頭開始,我希望能夠建立永續的可能性。
    
雲門用一年的時間,透過「促參法」,從台北縣政府取得淡水文化藝術教育中心的使用權,為期四十年,成績好的話,五十年。我們努力調適步子,以五十年為著眼點,來進行所有的工作。我希望能夠從容地為五十年奠基。
    
「愛拚才會贏」已經成為社會的重要價值。台灣是移民社會,「拚命」不得不然。但,我們還要拚多久?
    
「拚」是短線操作,拚過後是倦乏,威脅或危機臨頭再打起精神應對。「拚搏」無法沈澱,培養。長遠來看可能輸。
    
颱風,地震,火災,人生的挑戰無止無境。如果災難是我們的宿命。我們是否可以從容面對,穩繫穩打?從容不一定會走到目的地。但,急躁拚搏無法培基固本,只能一再從頭開始。
    
困難的是時代,勢態都不可能為你慢下腳步,且戰且走中只能反求諸己,調整呼吸,審思熟慮才行動。
    
通過「促參法」,雲門開始申請建照,如果順利,二○一二年完成建築,搬家。那年,我六十五歲。
    
我不知自己可以在新家工作多少年,只能把握當下。我希望從容的累積可以讓雲門繼續為社會跳舞。我希望年輕的觀眾仍然在雲門的演出中雙眼發亮,在二○六二年。
 
 
(節錄自吳錦勳/台灣,請聽我說--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



1 comment:

ert said...

寫盡了我自己心底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