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ink Floyd happiness

This poster hangs on my dinning room's wall

It is that kind of night you feel like escaping from reality, but you have no idea how. Some people tend to cook, some choose to make love, the others including me, listen to music.

A friend told me that music is one of the languages everybody could understand without translation. The rest of them are cinema and paintings. It is amazing how people unconsciously leak out their mental state or current activity when they listen to music.

Like my former flatmate, Mr. B, who had a regular pattern of music playing. When his iPod sings Miles Davis, I knew he is at his slumbering form; when Air is filling the air, particular the album Moon Safari, there must be a lady lying next to him, or not just lying. He claimed that Moon Safari is the best album ever for love making. He even encourages me to try it out. But the result remains subjective, though.

In particular, when Pink Floyd was rolling, I would know the fact that he's travelling, without actually leaving the room. Until now I still have no clue where he went, but at least one thing is certain: I could safely say joy writes on his face after each Pink Floyd journey.

Thus I start listening to Pink Floyd as well. Surprisingly, it brings me to several places when I close my eyes. I seem to see my childhood, my future and somewhere off the earth.

Maybe it's like what Pink Floyd sings:

“When I was a child

I caught a fleeting glimpse
Out of the corner of my eye.
I turned to look but it was gone
I cannot put my finger on it now
The child is grown,
The dream is gone.

I have become comfortably numb.”

The truth is, I never successfully escape from reality. Not even once. Reality stays with me and grows massive enough to wrap me in without letting me detect its existence.

Pink Floyd is not a cure to tackle this, anyhow, it gets me out of comfortable numbness. I feel pain, feeling like crying.

Yet, I also feel alive and happy.

在你說喂之前

T先生失戀後的第一個反應並不是嚎啕大哭。

他當時的表現比一頭隱身在乾草叢觀察獵物的獅子還來得沉著，冷靜，也許就是如此異常的冷靜，造就出那女人對於離去更加毅然決然：頭一轉，髮絲打在T先生臉上，香香的，然而，他當時是不敢多吸一口氣的。

不呼吸的男人，臉色永遠只會呈現一種樣貌：掙扎。故作鎮定的那種掙扎，有害健康。

T先生像個木樁，杵在原地，女友，喔不，前女友的背部、臀部、小腿，彷彿用一種訣別的姿態，左搖右扭的，加速離開他的生命。

「其實也不是早就已經什麼都無藥可救了吧！」

T先生僵硬如拉過皮的嘴角，醞釀著這句沒什麼文法結構的句子，撇除前面一堆無關緊要的連接詞與副詞，整句話的可讀性只有「無藥可救」這四個字。

一如所有電影中的分手場景，幾滴雨用輕盈的姿態，重重的落在他頭髮上，他的頭像鼓，負責承受頻率漸增的打擊，周遭卻一片寂靜，所有的聲響都在他心中蹦裂開來，原本硬挺的心情像頭上的那些雨滴，往下滑落，淌成一灘難以平復的失落。

他還是沒有哭。

坐在擁擠潮濕的公車，最後一排正中間的位置，他如今是個分隔線，區分出左邊與右邊的乘客，或者說，左邊的情侶、右邊的情侶。身為一個分隔線，他還算稱職，坐得很挺，即使兩邊的情侶，各自有規模不小的騷動，他也不為所動，如一台堅守搶灘線的五○機槍，捍衛死守那小小的自我困境，他的兩隻眼睛像望遠鏡，一動也不動的啃住前方視線的某個點，看到的卻是些過往的畫面。

如瓊瑤劇或你歌伴唱帶必演的場景：一男子追著一女子，在海灘上，兩個人，四隻腳，海水拍打身上，兩人相擁，轉圈。

T先生突然在位子上唱起陳昇【關於男人】。這首八分鐘的歌，被T先生唱的一字不差。

回到家，脫了衣服，把自己泡在浴缸裡，T先生用無力的雙手把些許熱水往臉上潑，突然整個頭向前一倒，像面失去支撐的牆，整片倒入水中。電話突然響起，急切在浴室門外催促著。

埋進水中的T先生的頭，卻像是進入真空的國度，一點聲響都聽不見，只剩自己心跳的律動聲。持續響著的電話，在空氣中遇到阻力似的，被答錄機定義成一個斷點。隨之而來的，是T先生的內心獨白：

「我不在家，或許也可能在，無論如何，這不是個適合接電話的時機。」

答錄機很不情願的「逼」了一聲。

「是我。」
「你手機沒開，猜你應該在家。」
「只是想跟你說。」
「謝謝...」

突然，答錄機裡的聲音，在空氣中被斬斷。

紅腫著雙眼，濕透的臉上，是洗澡水，是汗水，也可能是淚水。拿起話筒。

T先生輕輕說了聲，喂。

My nostalgic lyricism

I was a morose type of person. But not any more, hopefully.

However, a voice in my head always tells me: you need to keep writing, write down everything that strikes you, moves you, haunts you, comforts you.

I did so, but merely in my mother language traditional Chinese. As time goes by, more Chinese writings I have done, stronger desire of English writings is awaking.

You might wonder, what the heck are you going to write? Simply I will say, home and intimacy, which are two vital elements of my film making inspirations.

I am a greedy type of person, if speaking of dreaming, delicacy, love and more. My statement proves right away as you could see.

I choose to be a film maker, a writer in bilingual way. That sounds ambitious, and of course, greedy. But if I choose not to do that, not to follow my heart. Consequently, I might end up being a morose person. That doesn't sound too intriguing.

It all starts from here, from now.

我認識的歐洲生活

圖: 西班牙好友Jimena馬德里的家，我們在那裡度過了非常緩慢美好的歐式生活

在歐洲住久了，生活習慣多少開始有點歐化，舉幾個不太好意思的例子：

天亮得晚，尤其是冬天，便養成較晚起的習慣；講話、走路、吃飯、對笑話的反應速度，都很慢 ; 幾乎不碰速食，常聽歐洲朋友幹譙麥當勞，經過門口看到麥當勞叔叔，開始覺得笑容有點邪惡，像【黑暗騎士】裡的小丑，但不酷；常逛二手店，撿人家用過的東西；常給別人自己用過的東西；會跟陌生人說話；習慣陌生人跟自己說話；慢慢不在乎路人的眼光；慢慢習慣路人的怪異打扮或行為；開始覺得美國人沒那麼酷；覺得女生太瘦不好看；煮什麼菜都要加起司；覺得衣著不合身是種罪惡，會被說像美國觀光客；開始覺得揹名牌包，但沒個性的女生有點俗氣；看電影習慣沒有字幕 ; 商店打烊時間一過，不強求老板讓我進門，習慣他們有錢也不賺的莫名堅持；逐漸不畏懼自己喜好看法獨異，慢慢學著溫和反駁他人的意見。

以上都是我在台灣時沒想過、或不會做的，還有很多，族繁不及備載。雖都是細節，也悄悄反應文化或生活觀與台灣的差異。相較之下，亞洲人特別愛賺錢，特別把錢，當成一種抽象的概念看待，其實就是安全感，越多錢越有安全感。不可否認，錢真的很重要，不過，常問台灣人，賺那麼多錢的目的是什麼？多數人都回答不出具體答案來，多是買房子，投資，賺更多的錢，自我實現的答案實在很少。

當然，我不喜歡二分法，並非說歐洲的好，就是全部好，亞洲人的努力和上進態度，是非常值得讚許的。不過儒家說中庸之道，道家也提倡順應自然，多與不及皆非好事。歐洲的生活態度，對生活的價值觀，老實說，確實較符合人性，也較為順應自然的。這些東西，中國幾千年前都講過，家和，人和，天地和，無非強調人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在於給予，而非獲得。我也常有感，獲得的快樂，總是短暫，如瀑布；給予的快樂，如細水長流。

當追求的事物，超脫金錢之上，金錢便真正只是一種工具，因為本來金錢貨幣都只是工具，是人被欲望蒙蔽，把優劣順序顛倒。賺錢的目的本來只是為了生存，最終也是要讓自己活得舒服開心，再來讓家人也活得舒服開心，再有能力，讓其他人，讓社會都開心。在我看來，歐洲人賺得比較多，卻很少買奢侈品，因為物價也貴，錢對大部分人來說，是達到手段的一種過程而已，非目的本身。最後在意的，還是家人朋友相處和睦與否。

【第36個故事】裡說的心理價值，體現在於此：對我來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情，是和家人或朋友吃頓數小時大家自己料理的美味晚餐，喝點小酒，席間歡笑不斷，聽著音樂，聊著讓人開心或難過，但總之是深刻的事，酒足飯飽後，所有的快樂紮實的變成回憶，然後不費力的，一躺在床上，便能睡頓好覺，隔天記得所有人說過的話，笑著醒來。

這是我認為最有價值的東西，不必花多少金錢便能實現，但有時候，你願意付天價，可能也買不到！

註：希望大家讀讀以下那篇文章，雖我沒去過瑞典，但聽起來和我認識的歐洲生活相去不遠。

瑞典的新生活思維： Down shifting


文: 馬克斯


“Down shifting” 減速生活，這個自英美發起的社會運動，其概念與從1990 年開始的簡單生活 (simple life)與自求簡樸（Voluntary simplicity）等主張一脈相承。 在瑞典，減速生活這個運動，於近幾年來，被併入了「綠色有機生活」 的大概念之下，一再地於媒體中被討論被倡導。

減速生活的幾個重要的概念，與瑞典人的傳統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1. 較少的工作時間、 較多的家庭生活 瑞典人，他們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並不是財富的累積，而是一家人能圍著餐桌甜蜜地吃著晚飯；不是奢華物質的享受，而是能光著腳在草地上貼近大自然的美好；不是名利雙收的世俗成功，而是能做著自己所喜歡的工作，然後還有餘暇去閱讀、游泳、航行、滑雪，去從事個人價值的追求。

2. 減少物質的需求 在過去一百年來，瑞典人是這麼認為的： 在森林中，只取你需要的東西，一叢花朵只揀取三分之一，一堆野菇只採集大株長全的，果實太小的蘋果留在樹上熟成。 如是珍惜資源愛惜環境的習慣，到了現代社會就自然衍生成了一種不同於美式資本主義的消費態度。 現代的瑞典人是這麼認為的：在生活中，只買需要的東西與一點想要的東西，過度而無意義的消費，是種不必要的罪惡。(只要在斯德哥爾摩的街頭逛一下，馬上能體會到這股「反過度消費」的思維。)

3. 深度的自我了解與探索生命的意義 這一代的瑞典人，在國家綿密的安全大傘之下，受到了相當完整的照顧。他們的工作條件與薪資，受到國家法律與工會的保障， 基本生存權則有社會基本福利制度的支持；求溫飽、求生存，便再也不是瑞典人思考與關心的問題。 若以亞伯拉罕 ·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來說（Need-hierarchy theory）， 瑞典人差不多進入了「自我實現需求」(actualization) 的階段。 他們所關心的、所重視的事物， 當然與我們這群仍在「尊重需求」 (Esteem ) 打轉，關心的是成就、名聲、地位和晉升機會的亞洲人民相當不同。

當我們仍汲汲於創業、加盟、展店，思考著怎麼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累積最多財富的同時； 瑞典人思考的則是，怎麼樣營造一個溫暖的幸福家庭、 一個良好的子女教育環境，怎麼樣擁有一個乾淨的生活空間，與一段貼近大自然、充滿意義的休閒時光。

簡單的說，減速生活與瑞典人的民族特性與社會價值觀十分接近，所以這個社會運動，一經推廣，就全盤第被瑞典人民接受了。 也由是，它在消費態度上的主張： 只買真正需要的東西，視質感而非數量，全面支持回收與重覆使用舊東西，盡量購買二手有質感、有歷史的產品等如是這般的想法，就儼然成為最主流的消費者思維。

美好生活 所費不多

思緒回到那天 Beyond Retro 的 Party Night，13、14 歲的年青學生，20 歲上下的龐克男女，30出頭的文創人士與 40 來歲的嬉皮，一同在Beyond Retro之美好音樂、手工烘焙蛋糕、有機紅白酒交織快樂氛圍中，放鬆的逛著。 每個人手中，都拿著兩三件， 略舊卻有著迷人故事的衣物。 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酒精與糖份的甜美，以及心滿意足的笑容。 其實這樣一個愉悅的夜，所需要的物質與金錢並不多，幾件真心喜愛的舊衣，一些有意識的消費者，與一群充滿創意有想法的經營人。

音樂、小酒、小食、朋友；美好生活，真的，所費不多。

昨日的單純，今天的實際像你

圖：陳綺貞

19歲的你，望著淡水的夕陽，說你以後有一天，一定要跟未來的女朋友並肩坐在這裡。你說，到時候的夕陽，一定更美。

20歲，你們真的坐在那裡，並肩、雙目相視，微笑不語。夕陽沒有比較美，美的是，你眼中的她。

27歲的你，好久好久沒去淡水了。午夜坐在西班牙南方，一個美麗小鎮，街頭浪人彈著吉他，你坐在噴泉旁邊，你想以後有一天，一定要跟未來的老婆坐在這裡。你想，到時候的西班牙吉他，一定更好聽。

29歲，你沒再回去西班牙，更別提淡水。聽著iPod裡的西班牙吉他，閉著眼睛，想著淡水的夕陽，你彷彿又看到了她。

現在的她，一定還是那麼美，關掉iPod，你這麼想著。

開始學會從容

那天翻了一下護照，發現簽證剛好在明年這個時候到期，也就是說，不繼續念博士，不工作，一年後的我一定得滾出英國。

仔細想想，還挺期待的。

三年夠了，讀得書也夠了，原以為適合安穩的研究生活，經過這幾年，才漸漸認識自己，原來我可以上台講話，原來我有能力表達，原來我喜歡接觸人群。很奇怪，這跟我高中以前的形象不符，上了大學，雖稍微不那麼內向，很多時候仍是不懂得表達的。

國外的這幾年，我變了很多，對事物的思考、對想法的表達上，都比以往更能掌握些。大概也是年紀的緣故，或是不斷接觸人的關係，雖常在新朋友面前說教，不過對於面對人溝通這件事，確實是更有自信的。與語言能力不完全相關，跟內心態度較有關係。

不對自己設限，可能是讓我成長的關鍵。

在國外生活，假如一害怕，很多事情都搞不定。尤其隻身在外，什麼事都得自己來，一設限，負面想法被打開，便開始渲染瀰漫，接下來只想逃避，然後一事無成。如果我因此有變得勇敢一些，更大方一點，也應該是被幸運允與的自主空間所故。不自己面對過，很難開始想，什麼是要的，或不要的；不放手去做，很難知道什麼是自己行的，或不行的。


我覺得一個人，是永遠不該被另一個人安排、指使其人生的。因為能為自己人生負責的，終究只有自己。意見可以聽，思考得自己來，決定，也得自己下，這才是理想的人生。要活在別人的期望裡，很簡單，只要照著別人說的做即可，不過這樣的人生，很難快樂吧！


於是我漸漸學會打開心胸，聽取各種建言，不管好聽或不好聽的話，都先聽，下決定前充分了解利弊，瞭解自己的特質，不輕易說不，也不草率行事，一旦決定，必全力以赴，盡自己所能，最重要的是不後悔，不辜負自己的判斷。結果呢，不管好壞，都要自己誠實面對，扛起責任。


這是我認定成熟的模樣，也是之所以讓我免於過度恐懼失敗的處方籤。一直以來，我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任何挑戰、任何目標，結局幾乎都是理想的。假如其中想摸魚打混，隨便處之，別人不一定知道，自己卻清楚的很，失敗通常不意外。


雖然我夢作的越來越大，但還是時常叮嚀自己一步一步來，成功是累積的，爆紅式的成功，常像煙火，短暫閃爍就消逝無蹤，無法長久。


像林懷民老師說的，「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我不知道一年後的今天，我會做著什麼樣的工作，也許薪水不高，也許聽起來不酷，但我希望會是我喜愛的工作，甚至不只是工作，是熱情，也是事業，跟著自己一輩子。很久很久以後，我都會盡全力讓它，變得很酷。






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　林懷民


在所有華人區域，「雲門」是唯一長年在國際巡演的表演藝術團體，它已經成為整個華人藝術圈中最受讚譽的品牌與傳奇。
　　　　
一九七三年，當年二十六歲剛從美國留學回台的林懷民，成立了華人社會第一個現代舞團，立下宏願「我們要跳舞給自己的鄉親看。」從此，雲門的精神裡總伴隨某種昂然的悲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但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但林懷民的擔憂沒有成真，那一天適逢台美斷交，政府慌了手腳，警總無暇他顧，而雲門舞者在悲憤的淚水中跳到人體的極限，震撼無數台灣觀眾。
　　　　
台灣解嚴，林懷民走過長達十年的歷史重建歷程，一九九七年推出探討二二八傷痕的《家族合唱》，心中積鬱傾洩盡淨，隔年才有靜定自得的〈水月〉，自此雲門的肢體走進了全新的境界。好不容易，林懷民以為可以安心創作了，去年雲門一場大火，又把一切毀滅。
　　　　
累積很難，毀壞很快，如同林懷民比喻的，台灣的河川很短促，從高山往下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沒有任何眷戀。好像我們辛苦累積的一點成就，某個巨大的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為了對抗任何形式的毀壞沖刷，「拼搏」已經變成台灣社會重要的價值，「拼」讓我們超量的使力，因為我們相信「愛拼才會贏」，但拼搏是短線操作，拼過是倦乏，無法沉澱、養氣、培厚。長久來看，絕對是輸的。
　　　　
台灣走過六十年的生聚教訓，累積出一種文明社會的公共意識，林懷民說，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學會從容。
　
◇
　
台灣的河川都是從山上暴衝下來，嘩啦嘩啦帶了很多東西就進入海了，很短促，好像很急的，沒有任何眷戀。台灣還有颱風、地震等天災，這好像是一種大自然的宿命，循環反覆不斷發生。我們的社會也很難累積，累積到一定時候，某個東西一來，又把它毀掉了。
　　　　
從天然環境、歷史因素到政治力量，它不斷、不斷摧毀我們建立的一切，逼　　我們得不斷、不斷重新再來。颱風來了，我們收拾好了；九二一地震來了，我們重建；雲門火災發生了，我們也重新再來。我們有這樣的韌性跟活力，但就是很難累積，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東西，卻很可能一夜間被「任何形式」的颱風或地震摧毀。
　
在動盪中尋找平衡
　　　　
雲門創團的宗旨就是「跳舞給台灣的民眾看」。可是，為了跳舞給自己的人看，為了要走出台北，到各城鄉演出，我們最後慢慢摸索出來的模式：一團在海外跑碼頭，在國內做大型戶外公演；二團到校園，社區和偏遠地區演出。也就是雲門必須透過紐約或倫敦，才能走到台灣鄉下。
　　　　
好迂迴呀！是不是？因為社會缺乏視野，沒有文化自信，更因為歷屆政府只把文化當口號，沒有真正的用心（想一想，民進黨執政八年間共有四個文建會主委！）你必須先建立某種國際品牌，也許才可能得到各種支持贊助。如果沒有品牌，就沒有補助和贊助；沒有品牌，即使免費的戶外演出，也不可能有四萬、五萬觀眾。
　　　　
這原本不是我們的經營策略，但形勢逐漸把我們塑造成這個樣子。德國、法國這類的西方團隊，都是政府養在那裡，還有民眾幾代人對藝術的素養在撐持。雲門在國外要跟這些一流團體競爭，真的好像「鄉下」來的窮孩子，除了才氣還要有骨氣和韌性。
　　　　
雲門得不斷不斷飛到國外演出，到倫敦、紐約、莫斯科，而且要不斷不斷推出新舞碼，才能夠談累積。如果沒有每年在國外推出新作，它的知名度、排序就會往下掉，競爭非常殘酷激烈。沒有國際聲名，找不到贊助，舞團根本活不下去。我們一定要在國際上建立品牌，才能說服自己人。
　　　　
雲門長年在國際間行走，沒有像各國的表演團體，有外交機制的協助，這一路走來沒有一點僥倖。但是，我感到在台灣還可以做這些事、做這些夢，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薪傳〉在嘉義體育館首演，名義上是為了紀念「笨港十寨」在故鄉新港附近肇建的歷史，真實的理由是為了「遠離警總」。〈薪傳〉是第一個以台灣歷史為題材的劇場作品。在那個時代，很容易被黏上台獨的標籤。我擔心在台北公演可能有麻煩。演出當晚剛好碰上中美斷交，一夜間〈薪傳〉變成同舟共濟的符號，警總也沒有來找我。那天舞者心裡激動，悲憤的跳，臉上分不出來是汗水或淚水。舞者拼足了力氣，把肢體拉到不可思議的極限。
　　　　
為什麼人的肢體要這樣掙扎？這裡有很多層面，包括時代的局勢、雲門生存的苦悶。最深層的還有戒嚴的壓力，這是我從小到大感覺到的。這些苦悶逼著我編出那樣「殺人」的舞，逼著舞者的身體竭力掙扎，超出人的一般身體狀況。
　　　　
外國的舞評家常問我：「奇怪，你的舞蹈為什麼談那麼多政治的東西？」台灣的政治在過去三十多年不斷變化，每個變化都促使人去學習，去調整。我告訴舞評家，我不是在「溫習」台灣，而是學習認識台灣。
　　　　
重新認識台灣歷史，這裡面最重要的當然是二二八。
　　　　
一九九七年，我創作〈家族合唱〉，碰觸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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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詮釋舊事件
　　　
台灣民主很短暫，從解嚴後到現在不過一代人。解嚴之後，原本所有事情都可以談的，所有資訊都出來了，可是還來不及梳理清楚，它馬上被新的流行、新的議題蓋過去了。
　　　　
我講一件好笑的事：我五十幾歲，才第一次知曉花東外海有鯨魚和海豚，眼淚啪答啪答掉到報紙上。我一直以為鯨豚是西方的動物！作為一個島嶼的居民，我們對海洋知道得那麼少。戒嚴時代，海岸是禁區，海洋也成為禁忌。
　　　　
編作〈家族合唱〉是一個自我救贖的動作。從童年起，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謎團和陰影。做完〈家族合唱〉第二年，乾乾淨淨的〈水月〉問世。
　　　　
在〈水月〉裡，舞者不再為角色，甚至主題服務，只是自在的舞動自己。回顧起來，沒有〈家族合唱〉的洗滌，大概沒有一清如水的〈水月〉。那是一九九八年，解嚴十一年後。個人心靈和身體的解嚴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整個社會的舒解需要更長的時間吧。
　　　　
島嶼的悲劇，因為學術的論述不足，成為政黨迴避或操弄的籌碼，社會長期處在分化的狀態。
　　　　
西方媒體隔一陣子總要回顧，重新詮釋歷史的重大事件，例如今年對1989年，對登陸月球的檢討。台灣的媒體在檢討歷史，瞻望國家前程的工作做得不夠深入。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過世，多家媒體感慨台灣沒有這類的政治評論家。真正的理由是媒體沒有培養這樣的人才。
　　　　
社會大眾因此只看到一個又一個新的議題，沒有累積知識；重大事件發生時，沒有知識的縱深作為判斷的依據，無法有客觀的觀照，變成憑感覺做事。島嶼的經驗沒有累積，新的事物都是突然的發作，事過境遷才問怎麼變成這樣？結果，我們一再錯失機會，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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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流行，沒有自己
　　　　
政治的議題之外，文化的累積做得也很差。本土文化是重要的根源。我們當然要認識淡水河，濁水溪，才認識長江，黃河，恆河，尼羅河。
　
陳進、陳澄波、郭雪湖、廖繼春，這些前輩畫家的作品承載了時代人的體態、容貌、情感；作品中的人物、衣飾、場景、甚至光線，是屬於台灣的美；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和這些作品直接對話，認識自己。這些畫家，應該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他們的畫作應該是社會共擁的美學意象。
　　　　
每個社會都有大眾熟識，公認的美的人像，成為月曆的主題，成為不斷詮釋的符號。連巴里島都有對自己人種美的典型。我們沒有。
　　　　
演講時我常問聽眾，台灣美女的經典人像是什麼。答案沒有例外的是林志玲。我相信，十年後的答案是另外一個流行的名字。
　　　　
台灣文化的底蘊沒有凝塑為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意念。媒體配合影劇，時裝的商業操作，我們只有流行，沒有自己。政府的文化創意產業大部份是著眼於經濟導向的「產業」，沒有想到培養獨特創意的文化根基。商業主義掛帥，全球化，以及即將來臨的大陸化，我們自我認知的形貌勢將愈來愈模糊。審美體質的脆弱會不會使我們喪失文化優勢，變成跟香港一樣，只向錢看？
　　　　
過去這一年，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和吳念真的「人間條件」都轟動一時。看「寶島一村」時，我鄰座一對講台語的老夫婦哭得唏哩嘩啦。外省籍的朋友告訴我，「寶島一村」讓他初步感受到本省人內心的曲折。像我對外國舞評家說的，我們不是溫習，是在學習台灣的歷史。觀眾在劇院裡認識彼此，認識「我們自己」。
　　　　
這些認識再薄弱，都可能成為「同理心」的基礎。可惜的是，各地文化中心礙於體制，預算，人事，無法專業營運，演出以免費活動為主，團隊很難進行賣票演出。沒有通路，這兩齣戲，只能在大城市演出。
　　　　
不管政治或藝術，文化的累積必須不斷整理，詮釋，延伸，再創造，最後變成社會的集體認同。這是凝聚人心，尊重公共領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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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棒的是人的品質
　　　　
台灣，是我唯一願意長住的地方。我所有的怨言其實都是遺憾。「遺憾」它的潛力沒有完成。
　　　　
儘管起起落落這麼多年，台灣最棒的就是人的品質，行為舉止，都慢慢朝著文明的方向進步。在紅綠燈前或公車站、捷運站，台北市民很自然地在排隊；公車、捷運上，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讓位。
　　　　
捷運在車站月台劃一條線，告訴你要在哪裡候車；上手扶梯時，它告訴你右邊的人站定，左邊可以走，隊伍就開始慢慢拉出來，拉出我們教養和文明的高度。
　　　　
排隊、讓位裡面有個「公」的概念，這是市民社會的開始。沒有這種對於「公」的尊重，不會有成熟的民主。
　　　　
我們有品質非常好的民眾，你看我們的「義工」、「志工」文化，多麼驚人，對比某些政治人物的自私，這種「公」的、「利他」的精神已經成為社會文化最珍貴的一部份。
　　　　
我在《亞洲週刊》看到一位大陸新娘的評論很有意思。她說，初到台灣，台灣人讓她很吃驚，台灣人一天到晚說「謝謝」、「對不起」、「請」，她說大陸人沒有這種素養。也有北京的記者朋友寫E-MAIL給我，「我想趕快回到台北，因為在台北街上你看到人這麼熱情、善良、世故而溫暖，完全不像是一個中國的社會。」如果他的中國社會是廣州、上海、北京，那我們真的不一樣。
　　　　
全世界沒有一家書店可以做得像誠品一樣。這樣精緻的書店，可以在台北經營二十年，還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敦南店。一樣私人經營的台北愛樂電台，可以活躍到今天。
　　　　
雲門到鄉下的學校演出，教官大叫「安靜、安靜」，好像還在戒嚴時代。演出後，校長和老師跑來，很驚訝地說，從來不知他們的小朋友可以這麼專注，可以大方和台上對話、提問題，你請他們上台跳舞時，那麼高興自然踴躍。我說，因為你們教官吹哨子，把他們嚇成那樣子。
　
雲門經驗裡最讓我感動的事情之一是：在紐約，倫敦和台灣南部，我們演的是完全一樣的舞作。你以為「鄉下人」不懂現代舞？NO！台灣人就有這樣的素養。
　　　　
我們在鳳山戶外公演，高雄縣文化局的朋友和記者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觀眾可以那麼秩序井然，安靜地沉醉其中。雲門像一面鏡子，讓他們看到自己美好的　一面。經營雲門，我感覺到一個壓力，大眾對藝術的渴求已經超乎我們能提供的。我常跟雲門的舞者說，我們欠這個社會。因為我們的觀眾可以一直吃，可是我們沒有力量給得更多。
　　　　
台灣的設計每年在iF、紅點設計展中，一大票人得獎。對比英國、美國、歐洲的人口和文化實力，台灣那麼小的地方，表演團體有雲門、當代劇場、無垢傳奇、屏風、優劇場、表演工作坊。電影有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這些傑出的導演。
　
我們有人才，有潛力，不應該輸人。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白，這些人和團隊的背後都沒有產業的基礎，不可理所當然地以為這種現象可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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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容，追求永續
　　　　
雲門在艱難中成長。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有觀眾的掌聲，社會的支持在推動。我覺得雲門是社會的資產。
　　　　
去年，大火燒毀了我們工作十六年的鐵皮屋排練場。既然要從頭開始，我希望能夠建立永續的可能性。
　　　　
雲門用一年的時間，透過「促參法」，從台北縣政府取得淡水文化藝術教育中心的使用權，為期四十年，成績好的話，五十年。我們努力調適步子，以五十年為著眼點，來進行所有的工作。我希望能夠從容地為五十年奠基。
　　　　
「愛拚才會贏」已經成為社會的重要價值。台灣是移民社會，「拚命」不得不然。但，我們還要拚多久？
　　　　
「拚」是短線操作，拚過後是倦乏，威脅或危機臨頭再打起精神應對。「拚搏」無法沈澱，培養。長遠來看可能輸。
　　　　
颱風，地震，火災，人生的挑戰無止無境。如果災難是我們的宿命。我們是否可以從容面對，穩繫穩打？從容不一定會走到目的地。但，急躁拚搏無法培基固本，只能一再從頭開始。
　　　　
困難的是時代，勢態都不可能為你慢下腳步，且戰且走中只能反求諸己，調整呼吸，審思熟慮才行動。
　　　　
通過「促參法」，雲門開始申請建照，如果順利，二○一二年完成建築，搬家。那年，我六十五歲。
　　　　
我不知自己可以在新家工作多少年，只能把握當下。我希望從容的累積可以讓雲門繼續為社會跳舞。我希望年輕的觀眾仍然在雲門的演出中雙眼發亮，在二○六二年。
　
　
（節錄自吳錦勳／台灣，請聽我說－－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

初讀木心

近日終拜讀木心，這位郭婷口中「寫得比張愛玲好」的作家。讀【素屢之往】，一如在中國城上好餐館用膳，怎麼吃、吃什麼，都美味，因為道地，因為手藝紮實。身在中餐館常有種錯覺，彷彿也身在故鄉，一踏出門，又回到了異鄉。木心的文字就是這樣，非常中國，又非常世界。

或許不在中國，才能把中國看得如此透徹。

記得蔣顯斌說過，出國留學的那幾年，學到的，其實是認識自己。頭一年不覺得，國外的大小事，無一不新鮮；第二年，鄉愁慢慢像盛滿屋頂漏水的桶子，傾溢而出。無論國外多麼先進繁華，多麼浪漫美好，心底始終有股理性聲音低徊：自己終究不屬於這裡。

那股聲音同時也是感性的。

如墾丁的海浪拍打，如野狼機車的換檔加速，如竹北火車站的月台廣播，如母親飯後一句吃飽了沒。這些聲音，被經過音效設計似的，逐漸在腦海淡出，隱沒在聽起來美好的國外生活之中。

木心寫道，少年時代立下的志願，因妥協而背叛，會遭到懲罰；始終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頭，最終卻可以笑著。

也許我愚鈍，少年未曾立志，也許我晚熟，立志於近而立之時，也許我癡傻，不願走安全的路，也許我會失敗，但我不會後悔。在英國，說一個男人很堅強，就說你有一顆橡樹的心，即木心。一直以來都期許自己成為那種人，讀到了木心，更確認此信念。

隨文附上木心介紹。

木心：文學信仰使我渡過劫難

木心是誰？”木心可能是我們時代惟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與五四傳統的文學作者……”陳丹青說。“木心是藏匿在紐約25年的華人作家。”一讀者說。“木心的尷尬在於我們的文化消費已經進入調笑時代，即使算作文化奢侈品，半輩子吃了太多的苦，也很難鬆弛從而成為文化奢侈品。”三聯雜誌主編朱偉在博客上撰文。一時，人人爭問“木心是誰？”一個作家的作品即是他的響器，我們在閱讀過作品之後，回到他成長的歷程中，一起感受一個旅居紐約的作家的赤子之心。

人物名片

木心1927年生，原籍浙江。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1982年定居紐約。從1984年起，台灣洪范、圓神、遠流等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木心作品，包括：散文集《瓊美卡隨想錄》、《散文一集》、《即興判斷》、《素履之往》、《馬拉格計畫》、《魚麗之宴》、《同情中斷錄》；詩集《西班牙三棵樹》、《巴瓏》、《我紛紛的情慾》、《會吾中》；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等。

立志做丹青師傅

海明威說：“不幸的童年或許會造就作家。”在木心看來，他的童年也是不幸的：江南莊園的上空佈滿守舊思想，老式家長大多期盼孩子從事法律、醫學，但幼年的木心卻迷戀繪畫與文學。姑媽說他“將來要做丹青師傅呢！”

木心在電話裏笑說這段往事：“結果呢，不小心真的做了（陳）丹青（的）師傅”。日後他告訴年輕人：少年時代立下的志願，因妥協而背叛，會遭到懲罰；始終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頭，最終卻可以笑著。“這就是藝術之所以偉大！”

木心小學時代作文優秀，但有時也偷懶，他央求姐姐：“幫我開個頭！”姐姐便執筆破了題，他說：“你這樣寫，叫我怎樣接得下去呢？”姐姐嗔道：“真笨！”承之轉之，全文已得四分之三。弟弟說：“最後的感想最難了！”姐姐說“這有何難？！”捉筆草就扔給他——“很多人會誇耀自己的童年多麼聰敏，我卻寫自己的傻氣。這好比在交際場合，炫耀自己的人跟前是圍了幾個聽眾，聽一會也就散了，最後贏得掌聲卻是那笨拙的敘述者。”

木心童年的老師是私塾先生，課堂是茅盾書屋，他時常泡在那裏，如魚得水。但他不是書獃子，對寫作與人世的熱情，從未消退。至今讓木心稱快的是，他的退稿記錄是零。“其實當時寫得很爛”，他回憶道，“自己也學張愛玲寫農村，其實根本沒有去過農村。”他也學瓦格納，傾心於悲劇的美，寫到最後，所有角色都死了，只好寫鬼魂出場。

冷觀《此岸的克裏斯朵夫》

15歲，木心離家去上海美專學習繪畫，後轉入杭州藝專繼續學習。在回憶體小說《此岸的克裏斯朵夫》中，他寫到一位後來去台灣的藝專老同學席德進：他一輩子做藝術夢，卻不得法，人說藝術是浪漫的，他就浪漫；人說藝術是唯美的，他就唯美，死後入柩，居然身著清朝官服。“如就當時所知的已經成型的人物而言，其中最卓犖者，也不過是浪漫主義在中國的遺腹子……中國沒有順序的‘人的覺醒’‘啟蒙運動’，缺了前提的‘浪漫主義’必然是浮面的騷亂，歷時半個世紀的浩大實驗，人，還是有待覺醒，蒙，亦不知怎樣才啟。”這樣的感慨，由文中的“我”最終收回了留給席德進的告別信，而發生內在的呼應。

兒時的木心，喜歡逃學和看戲；青春時節的木心，常常獨自夢想……中年被幽囚在積水的地窖中，他就著一盞最小號的梔燈，不停作曲，“即使獄卒發現了，至多沒收樂譜，不至於請個交響樂隊來試奏，以定罪孽深重的程度吧。”在那場浩劫中，他的整整20本心血之作被毀，但他並未動搖：他說，文學是他的信仰，是這信仰使他渡過劫難。

讀過《九月初九》這篇散文的人大多折服於木心文學的中國風骨，對他的知識結構更感到好奇。對這個問題，他說，這歸結于沒走邪路。他從小既熟讀四書五經，又遍覽當時所能讀到的世界文學，福樓拜是他的文學導師，俄羅斯長篇小說被他比喻成“文學的棉被”，達·芬奇是他心中的彗星，藝術則是“終身大事”——這世界很不公平，白癡可以是億萬富翁，瘋子可以是一國君主，從事藝術，則什麼人就會作出什麼藝術品，這一點，他認為就是“公平”。

56歲去歐洲尋根

56歲那年，木心遠赴西方。“我是帶著歐洲出來的呀！”他解說他的出國不是唐僧取經。當義大利人問他是不是來旅遊的？他回答：“我來尋根。”少年時代的閱讀使他早就認識了歐羅巴，一旦親歷斯土，他的感慨是：“別來無恙”。

陳丹青與木心同在1982到了紐約，初次見面竟在地鐵上。此後至今整整24年，陳丹青是木心持續書寫的見證者。

當初兩人一見如故，用上海話長談到天明。那時木心散文小說常見於主流中文報端的文學副刊：《僑報》、《中報》。平日裏，兩人約在中央公園或咖啡館見面，木心取出前一夜寫就的手稿給他看，自己在公園長椅上安靜地抽煙，看到好句子，陳丹青一再擊節讚賞。

1985年前後，中國台灣陸續出版木心的散文、小說和詩集。著名台灣詩人亞痃則在東南亞舉行的文學盛會上一面擊鼓，一面朗誦木心的散文——《林肯中心的鼓聲》，之後他又在台灣擊鼓吟詩，在給木心的信中他說，擊鼓太用力手上的皮都磨破了。1984年台灣《聯合文學》創刊號為木心特設“散文展覽”專號，題名《木心，一個文學的魯濱遜》，編者導言提到：木心在文壇甫一齣現，即以迥然絕塵、拒斥流俗的風格，引起廣大讀者強烈注目，人人爭問“木心是誰？”

作為徐志摩時代後第二批出國留學的華人作家，木心常打趣說，“你不時瞥見中國的畫家作家，提著大大小小的竹籃，到歐洲打水去了。”作為第二代去國外孤獨奮鬥終而定居的華人，像木心這樣被西方主流社會承認的，實在不多。他的部分散文與小說被翻譯成英語，成為美國大學文學史課程範本讀物，並作為惟一的中國作家，與福克納、海明威作品編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與耶魯這些名校主辦的《文學無國界》網站，木心擁有眾多忠實讀者。有評論說“木心本人就是一個‘異體字’，讀他的文章要備好字典”，這只是木心文學的一面，另一面是他洗練到平白如話的語言，而這種書寫語言背後的世界性觀念，一旦翻譯，便能贏得西方讀者的深刻共鳴——美國文學評論家RobertoCantu教授在讀完《溫莎墓園日記》後，給翻譯者童明寫信說：“現在是星期六深夜，實際上已是星期日清晨，不過這個世界必須停下來，讓我講幾句對木心表示欽佩的話。”

文學“嘉年華”

上世紀90年代初，木心應紐約一群大陸文藝家執意邀請，開講《世界文學史》課程，歷時五年，學生中有畫家、舞蹈家、評論家和歷史學家。聽課學生最多時達到30余人，雙週一課，每堂課4小時，寒暑假停課。木心說，陳丹青手快，5年的課堂筆記工工整整。而陳丹青聽課的感覺，一是無窮的愉快，一是智力“不支”，往往四五小時後，所有同學面露倦色，只有木心先生還能談笑風生，“木心先生最年邁，可是在座所有年輕人的精力和智力遠遠不及他。”

木心稱那幾年的課堂是“嘉年華”，大家穿的整齊得體，聽課間隙吃點點心，喝下午茶。陳丹青說：“回想起來不可思議，那段時光多麼奢侈啊。”當時曾有位舞蹈家穿著時尚，一進門就說“木心老師，一路走來我的心怦怦直跳。”

木心回說，“正好是當下電影的名字——《美女與野獸》。”同學們笑得前仰後合。

每堂課的講義，木心手寫近2萬字。陳丹青回憶道，他做學問的態度十二分老實，即便講到土耳其、波斯或印度作家，他也將不同作者姓名的拼寫法端端正正寫出來，講到關漢卿、湯顯祖，則將其生卒年月寫清楚。令學生們驚異的是，木心並未去圖書館查閱資料，幾乎全憑自己的記憶力講述各國文學史。而木心在講述史料之外，最令陳丹青欽佩的是卓越的史識。木心自己舉例說，他講《詩經》，輕載道價值，重文學價值，他認為，“《詩經》是世界一流的詩。”

陳丹青說，大學中文專科都開世界文學史，所以“重要的不是講文學史，而是怎麼講，誰在講。”講述先秦諸子和希臘哲學的那幾堂課令他印象深刻，因為木心給予學生這樣的觀念：中國的先賢和西方哲人，都是一流的文學家，都用文學語言講述哲學和倫理。木心先生說：“《聖經》無疑是偉大的文學作品，耶穌是第一個懂得悲哀的詩人。”

陳丹青說：“我所迷戀的是木心以及他這代人的語言方式，通透、溫厚、潑辣，大道理講得具體生動，充滿細節和比喻，一針見血，絲毫沒有空話套話，沒有學術腔。”多年來他目睹先生的不僅是文章、談吐、儀態，更從無數小事小節中領會老師那種平實認真、一絲不茍，領會美與生活的融會無間。木心自己裁剪製作襯衫，設計皮鞋，燒一手好菜，佈置家居更是拿手好戲，點石成金。他說平時特別喜歡看木心不慌不忙一道道工序做菜的樣子。他感嘆道，這樣無處不在的啟發，根本無法效倣，因為滲透人格。

2000年元旦剛過，上海季風書園的董事長嚴搏非去紐約的家中拜訪過木心，他表示雖然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木心，但見他本人後還是覺得怎麼就橫空出世這麼個人。“木心講話你需要仔細聽才覺出味道。”這是他作出的判斷。（記者 曹雪萍）

http://big5.china.com.cn/book/txt/2006-07/19/content_7014549.htm

烹飪宅男

【本文寫於2009.07】

來英國後，長過四五次針眼，左右眼輪流長，像說好似的，十分規律且惱人。最近一次特別嚴重，超越針眼的小規模肆虐，幾乎是左上眼皮的全面淪陷，腫得像酥皮濃湯上烤得過度蓬鬆的酥皮，或是像剛輸掉比賽的拳擊手，眼皮腫到把眼睛蓋起來的地步，我的左眼，就這麼漸漸得睜不開了！

有過多次針眼經驗的我，老神在在的用剩餘的右眼，繼續上網寫論文，被我們尊稱為酋長女兒，擁有皇家氣質的奈及利亞籍室友Osayi，在廚房遇到我，都會以黑人婦女慣用的機關槍式英文，劈哩啪啦的往我身上掃射，因為我答應她會去GP（general practice）找醫生報到，隔了好幾天，眼睛卻是越來越腫，顯然，我以自身強大抵抗力對付感染病毒的企圖被揭穿。

她用帶點藍調唱腔的嗓音，眉毛微皺，眼神像非洲豹，緊緊咬著我的視線，並咆哮道：

I can't believe dat you dunno how serious your eye is since it comes down with sty, it's closed you know, it's DAMN CLOSED!!!!!!

Damn這個字明顯的被加了重音。

意圖澄清＂我已經好多了＂的念頭，在她堅定語氣中，消聲匿跡。我知道，跟黑人比講話速度，尤其是女人，絕對是自找苦吃，只好像個聽話的日本小學生，點點頭便躲回房間。

經過了兩三晚的疼痛及輾轉難眠，逐漸好了起來。那幾天，大概是我在英國最宅的幾天，推掉了所有邀約，鎮日待在房間，肚子餓了才往廚房跑，看書聽音樂外，就是寫論文以及做菜。

我過了整整三天村上春樹式的宅男生活。

音響裡不停重複播放著Chet Baker和一些老搖滾，如The Cure以及The Velvet Underground，在悠悠緩緩的樂聲中，培養起午睡的習慣，正巧愛丁堡近日，午後雷陣雨頻繁（你沒聽錯，那個台灣或者熱帶地區才有的天氣，這幾天在愛丁堡反常上演著），雷聲中躺在床上，藉此在論文壓力，和眼睛陣陣疼痛的細縫裡，找到些許類似家鄉的熟悉氛圍。

小睡片刻，打開BBC的iPlayer，於倫敦如火如荼進行的溫布頓網球賽，免費直播著，老弟說我應該在盧彥勳第一場對費德洛時，到中央球場拿著一個大國旗，肯定能上新聞，標題可能是，愛國留學生為勳仔熱情加油。

看完網球，讀了些論文相關資料，不自覺查起食譜網站，用Youtube看一些西式料理做法。在台灣從來沒做過菜的我，來英國，開始能煮些簡單的義大利麵，甚至義大利家常海鮮燉飯（Risotto）。

Risotto在一般台灣人耳中，不算是太常吃到的一道菜，安東尼波登的節目片段，可供窺其一二：

而關於煮菜的一些基本概念，我是從英國知名大廚，Gordan Ramsay的youtube channel裡面，偷學了不少，how to cook steak這一系列短片，淺顯卻重要，原本以為煎牛排很簡單，但要煎得好吃，卻沒想像中那麼簡單：

How To Cook A Steak

於是眼睛染感的這幾天，我倒也樂得在廚房切切煮煮，利用原本冰箱剩餘的食材，如德國醃製香腸、羅勒葉、番茄蘑菇紅醬以及蘆筍，豬肉培根片等，分別做了我挺滿意的辣椒香腸羅勒義大利麵，以及烤蘆筍培根捲等，室友的男友正巧來訪，吃了蘆筍培根捲後說，這是德國奶奶們必做的家常菜，他很驚訝我處理得道地。（其實就只是捲起來，拿到grill烤熟而已。）

失去了左眼三天，窩在家好幾天，成為了宅男不說，踏出家門買菜還得戴墨鏡，活像半個瞎子的生活，倒也把廚藝提升到另一個境界（簡單的說，從殘破不堪到下肚無害），除此之外，剛剛照了一下鏡子才發現，左眼在瘀血退去，竟變成不折不扣的雙眼皮了。

一單一雙的眼睛，象徵性的把人生的意義交融其中，還真的是，悲喜參半，苦樂交加，堪稱我人生裡最不倫不類的一雙眼神。

kung hei fat choy

一直無意追求文藝品味，偏偏人人見我總說，你阿，文藝青年也。我總一概矢口否認，一向愛貼人標籤的我，被貼上標籤，才感到那種難受。久而久之，自己也不清楚自個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承認也不否認，標籤呢，也不貼了，任品味有機發展。

喜好文藝源自天性，自小家中書堆圍繞亦有很大嫌疑，幼時無事，隨手抓本書就讀，有字就啃，整套【中國童話故事】、白話文經典古書，就這麼生吞活嚥，不敢說自此奠定國學基礎，文化啟蒙倒是肯定有的。

高中習古文、背誦，令記憶力差的我頭疼，久之，一提到國學兩字就厭惡，縱使作文老師特別關愛，總拉我到一旁，手遞我作文本，眼睛閃亮著說：多讀點古文，多學點字辭，定大有可為。

高中乃我人生叛逆菁華時光，髮色鮮少黑過，老師的話，更少入耳過。為時據久，課外文學不曾讀過一字。不知老天有意提醒，亦或純屬好運，大學聯考便是國文最高，八十多，全國前幾百。

自此開始困惑。

究竟是排斥背誦，還是排斥國學。

這答案幾年始終無解，沒上心，也忘了。直至身於國外，洋文洋人的世界，自個的文化，一關上開關，卻全部回來了。西方人問問題，總希冀我那東方式的思維回答，一開口，覺得我西化的嚴重，又總不及他們那般徹底；幾個學中文的西方朋友，初見面，聽我說英文，便開始失落，溝通無礙，逼使他們講中文的興致怠惰，久之，見我都以英文對談，這時，換我感到失落。我的東方思維哪去了？

慢慢的，藉著閱讀，藉著朋友，以原始的姿勢重新接近國學，沒有背誦小考、沒有壓力，純粹賞析。一進去，喜歡的不得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非說嘴焉。得幸遇上幾位文人好友，定期聚會清談，中西交融，文藝柴米油鹽兼有。

歷史走來，與西方相比，不免弱勢，長久被西化浪潮拍打浸濡，能挺住身子，不被捲噬的，在沙裡的腳跟往往踩得更深。

我漸漸體會，在這個時代，身為東方人是幸運的。

至少，我Facebook裡，越來越多西方人，漸漸懂得在春節這天打上一句話：

Kung hei fat ch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