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你看不到我拍給你看

已記不清看過幾遍《一一》了。

只記得初次觀賞，是楊德昌離世前後，三小時片長，拼湊著兩次看完。電影結束，像聽完一場交響樂，也彷彿走完一趟人生。幾年前，等不到電影在台灣上映，索性上網買了Criterion Collection發行的藍光DVD，重看了好幾次，像看舊情人的臉書，每次溫習總會發現不同的東西。

如同楊德昌在DVD裡隨片講述過的，他想用最簡單的方式，拍一部講完整個人生的電影，以家庭為形式。片名《一一》，其實就是中文字典裡第一個字，直覺性的讓它重複，就變成「一一」了，合成一個字，就是「人」。而英文片名呢，《A One and A Two》，即是音樂表演中，特別是爵士樂的即興演奏（jam session）之前，樂手低聲嘀咕的開場白。楊德昌在筆記裡寫下，人生如是一首爵士樂調。

《一一》如同一首結構恢宏、敘事精確、細節嚴明，調性溫柔、尖銳、又包容的史詩樂章，娓娓道來，平淡深刻。

最好的日子

電影起始於一場婚禮，結束於一場葬禮，生命起落，日子像浮雲。阿弟口中最好的日子，是他的婚禮，無奈舊情人雲雲不請自來，攪亂一池春水。吳念真飾演的NJ，無意間把阿弟的婚紗照上下顛倒擺放，暗示著這段姻緣的錯置荒謬，也讓我想到楊德昌一向對婚姻的悲觀看法，《青梅竹馬》中，侯孝賢飾演的阿隆說過，「結婚不是萬靈丹。」

也許婚禮背後的真相，更多是為了彌補道德上的責任焦慮，好比上了車後，總得補票。而仿若楊德昌化身的洋洋，背對著鏡頭，看著眼前大大的「囍」字、散落一地的氣球，若無其事的回頭，給了我們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說：原來這就是，最好的日子啊？

但沒經歷過，總談不上失落的滋味，好比洋洋的姊姊，讀北一女的婷婷，望著大廈對面，辛亥路橋底下親吻的戀人，看到出神的忘了自己才該面對的責任：一包垃圾，間接讓替她善後的婆婆，失足昏迷；為了一個吻，婷婷就此焦慮下去。

NJ的舊情人

然而最焦慮的不是別人，而是主角NJ。一如大多數的中年男子，壓抑、寡言，總是若有所思，但其實記性不好。連復刻版的NJ，兒子洋洋，都會因為吃到麥當勞而笑顏逐開；始終沒有笑容的NJ，在圓山大飯店電梯口巧遇舊情人時，連背影都沈重無比。

舊情人阿瑞，30年後風采依舊（柯素雲是女神！）。 巧的是，30年前的《青梅竹馬》裡，讓蔡琴心碎的情敵、侯孝賢的舊情人，也是柯素雲扮演。看看當時的氣質顏值，難怪站在電梯前面對著她的NJ只能背對著鏡頭陷入長思，始終不語。

當年的阿瑞，或者說如今的Sherry，像多數的中年女人，精明、世故，記性很好。念念不忘當年NJ的不告而別，即使逢場作戲的變臉技巧無與倫比，仍掩飾不了身為「受傷的女人」：火熱的心會變冷，而我依然那麼認真。阿瑞像是懸浮NJ頭上的思念，像那顆喜宴裡的粉紅氣球，想著想著就爆了。

洋洋與他的相機

而氣球之於洋洋，不是思念、不是保險套，就只是氣球而已。洋洋代表著純真的眼光，楊德昌說每個人都曾經是洋洋，只是在成長過程，逐漸一點一滴失去他。他還不懂得幻滅，也不懂得傾訴，所以對昏迷的婆婆，無話好說。

但洋洋懂得直觀，世界之於他，其實非常簡單。他學著透過相機觀看世界的模樣，讓我想到John Berger在《觀看的方式》寫過的：「我們只看見自己凝視的東西。『凝視』（gaze）是一種選擇的行為，我們關注的從來不只是事物本身，我們凝視的永遠是事物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這也解釋了，洋洋相機拍下那些看似「無意義」，或是主任揶揄「前衛藝術」的照片，那些模糊失焦、看不見的蚊子、那些後腦勺，拍得都是洋洋看見的事物本身，大人們急於找尋各種關係與意義，找不著或看不懂便氣急敗壞，防衛性的貶低其價值。洋洋聰明的多了，因為你看不到，我拍給你看，如此而已。像媽媽敏敏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事情其實沒那麼複雜啦！」

敏敏的困惑

身為洋洋的媽媽、NJ的太太，敏敏的存在感覺像是全天下媽媽的角色，只是陪襯。成為母親的另一面意義，就像失去自己的人生，忘了所為何事。也許敏敏的母親是面鏡子，讓她看到自己對於人生意義的困惑。活了大半輩子，努力了那麼久，最終也只能躺在那邊，啞然失語。

「怎麼那麼少？」敏敏哭著對自己的生命探問。

當日復一日的生活，吞噬掉人們的感知力，當人被時間訓練得麻木不仁，所能做的最好回應，大概就如同敏敏站在辦公室的影印機前，反射的光在她臉上反覆掃描，彷彿自己也被複印了，最後只能無關緊要的問一句：「結果是我有問題囉？」雖然敏敏的問題，可能連佛都度化不了。她選擇去山上閉關，才發現所謂修行的道場，其實不在人間，而在自己心中。

初心

不想麻煩神明的NJ，相信自己的初心。片中有段聲畫分離特別出彩，畫面上是肚裡嬰兒的超音波掃描，畫外音卻是日本客戶大田向NJ公司的簡報內容。聽到電玩遊戲的提案，卻看著跳動的新生命，人生與電玩，也許本質上真的沒什麼不同。

這幕戲我還注意到一個光影上的細節：大田簡報時，NJ的三個同事皆心不在焉，光線上因為投影片的播放，在他們身上反射，而顯得忽明忽暗；再下一個鏡頭，秘書把落地窗打開，窗外幾隻鴿子飛過，鏡頭跳到NJ身上，會議室恢復明亮，充足光線下的NJ望著簡報完的大田，露出認同的神情。在影像語言上，楊德昌已經暗示了他對這五個人的評價，三個同事只想便宜行事，NJ和大田則有著正直明亮的初心。

大田這個角色很特別，有著非典型日本人的從容，甚至有點禪意。鴿子會停在他的肩膀歇息（也許那隻鴿子也是NJ的隱喻？），做電腦的他談了一手好鋼琴，說話字字璣珠，還會「變魔術」，他幾乎是NJ對理想自我的投射！大田的初心埋藏著對當下的珍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這番言論，再再證明惺惺相惜的兩個中年男人，仍保有理想主義的光彩。

音樂裡的月光

當兩人坐在車內時，播放著貝利尼寫的歌劇《銀色的月光》，大田透露，音樂讓自己相信人生會是美好的。藉著共享對音樂的熱愛，NJ也因此敞開心房，說因為初戀，讓自己突然聽懂了從前聽不懂的音樂。

之後到鋼琴酒吧，大田忍不住獻藝，彈了日本國民神曲《昂首向前走》，又名「壽喜燒Sukiyaki」，最後還獨奏了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也是這段音樂，讓NJ再次想起初戀情人阿瑞，致使他之後回到辦公室撥電話給她。

月光的意象，不斷出現在配樂中，或許阿瑞就是NJ的月亮，皎潔明亮，遠遠發光。NJ回到辦公室撥打越洋電話給阿瑞時，楊德昌刻意讓整間公司漆黑無光，鏡頭中隱約可見遠景有微弱光源之外，側身坐在近景的NJ，不見臉上表情，在黑暗中說的心底話，才特別真誠動人。

折射之光

楊德昌視布列松為偶像，兩人的影像質地有不少相似之處：理性、精密、冷調，好似喜讀哲學的外科醫師或工程師，講究鏡頭排列的內外在邏輯，又不失哲學宗教意味。好比布列松認為「一個聲音能取代一個影像時，刪除那影像或抵銷其作用。 耳朵更走向內，眼睛更走向外。」以上那個NJ在漆黑辦公室講越洋電話的場景，完全體現布列松的電影精神！

說到影像語言，《一一》裏頭有著許多精密構圖的鏡頭，以及聲畫安排，有些初次看即讓我震撼不已，有些是反覆觀看後才漸漸領略其滋味，甚至這次在大螢幕看，才發現的細節。

精心安排的折射鏡像，大量被使用在片中，好比敏敏在漆黑辦公室往窗外看，鏡頭拍窗上的敏敏反射倒影，窗外不段閃爍的紅燈號誌，恰恰好被構圖在敏敏心臟的位置，閃爍的燈，同時也是跳動的心，夜幕低垂後的冷清街景，整個城市的脈動，呼應敏敏內心的疏離。

例如婆婆被送急診後，NJ與阿弟趕到醫院，鏡頭拍著鏡面玻璃，窗框把NJ與阿弟各自隔開，左邊的遠景有美國跟戴立忍等友人在醉後歡鬧，三個區塊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情。細心一點的話，還會發現NJ與阿弟腳邊地板，有小小貼著幫助走位的記號，也算是觀影的另類樂趣。還有阿弟透過玻璃，看著自己的新生兒，玻璃反射阿弟的倒影，他不斷對嬰兒逗笑，那模樣看似是在自嘲一般。

凝視

全片最出彩的角色凝視之一，必定不能忘了洋洋的性啟蒙場景！他走進視聽教室時，暱稱「小老婆」的女孩隨後進來，投影幕正在播放自然科學的教學影片，講述生命的起源於閃電，當天雷勾動地火，電光交加，「小老婆」走到螢幕前方，她的剪影被背光閃電烘托，下一個鏡頭跳到洋洋的凝視神情，旁白說著「那是一切的開始」。

接著雷雨聲延續，過渡到下一個場景，洋洋的姊姊撐著雨傘站在路邊，與胖子隔街相對凝視。剪接與音效上的細節，在戲院觀賞時更加立體有層次，不得不佩服楊德昌創作思慮之縝密。

凝視鏡頭還包括一系列眾人與婆婆說話的場景，鏡頭都是一動不動的沈穩，宛如神明聽願的不動聲色。其中阿弟的支吾其詞、婷婷的內疚自責，以及NJ的有感而發，都如鏡像般投射出角色的內在世界。楊德昌在解說裡透露，要拍NJ對婆婆獨白那場戲之前，吳念真請求要先抽根菸，於是楊德昌讓他在陽台上抽了一根菸，回房間拍攝時，便一次就OK，沒有NG重拍。楊德昌不斷稱讚吳念真是台灣最好的天才演員。

初吻

我印象最深的凝視，是個長鏡頭。也就是婷婷與胖子的初吻！辛亥路與泰順街口的陸橋底下，是婷婷、莉莉與胖子三角習題的主場景，片中NJ家的公寓羅曼羅蘭大廈就在旁邊，對於缺乏私人空間談情的高中生來說，陸橋底下是個稍微有一點點隱私的公共場所。

而婷婷與胖子看完演奏會（該場景彈鋼琴的是楊德昌，夫人彭鎧立拉大提琴），兩人在陸橋下接吻的廣角鏡頭拍了很多次，因為楊德昌要精準控制紅綠燈的轉換時機！

仔細看會發現，胖子說服婷婷時，交通號誌是紅燈，他告白「我的心裡，只有你」之後，燈號瞬間變成綠燈，當婷婷遲疑不決時，綠燈開始閃爍，變成黃燈之際，胖子吻了婷婷，霎時變成紅燈了！男女之間情意的一攻一守，危險挑逗與理性自持的邊界，在簡單的號誌燈號指引下，竟然交錯著前所未有的秩序與失序感。楊德昌彷彿化身指揮家，電影手法精確成熟不已。

年輕的日子

除了強烈的理性邏輯，《一一》也有柔情似水，如詩寫意的一面。個人最喜歡的段落是NJ去東京過的那段「年輕的日子」，彭鎧立彈的鋼琴獨奏曲《One More Moon》，伴隨著NJ在計程車內望外看到的東京辦公大樓，燈火通明，頓生寂寥，跟我首次去東京乘坐利木津巴士看到的景象如出一徹，東京真是寂寞的城市！

寂寞的東京，卻是NJ與阿瑞關於初戀的鄉愁。如同大田對阿瑞說的，你是他的音樂（his music..），相對於女兒婷婷那一代的美式約會：NY Bagel、好萊塢電影；NJ與阿瑞年輕時候的約會要日式得多：鐵道、平交道。時代記憶的變遷，也悄悄鑲嵌在電影背景。九點的台北，十點的東京，兩對不同時代的戀人，現實與記憶，交叉剪接在此時此刻之中，我想起許美靜唱的《都是夜歸人》：「我們／於是流浪這座夜底城市／徬徨著徬徨／迷惘著迷惘／選擇在月光下被遺忘」。

兩人並肩散步，漫遊城市，在神社解開多年情仇，到被時光凝結的熱海，過了懷舊的一晚。楊德昌對東京和舊情人，有著莫名的眷戀，在《青梅竹馬》裡，蔡琴問侯孝賢這次有沒有去東京？原本已經離開的侯孝賢，回過頭出現在房門口，淡淡的說了句：「只是路過，沒有停留。」看似在對旅程的問答，實則是戀人對信任的試煉。在楊德昌的電影中，東京等於初戀，等於舊情人，永遠只能路過。

於是NJ和阿瑞從熱海回到東京後，在旅館門前互道晚安後，阿瑞已掩上的房門，在NJ再次輕聲呼喚後打開，此時阿瑞的神情充滿期待，而NJ最深情的時候總是背對著鏡頭，他淡淡且篤定的表白：「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那時那刻，昔日戀人的愛，在東京，永遠停留了。

告別

婆婆還是走了。原本不願意跟婆婆說話的洋洋，像是瞬間理解了甚麼，回到房間振筆疾書。告別式場景的選擇，楊德昌解釋過，為何挑選有別於一般傳統的祭祀場所，他覺得婆婆生前是老師，於是在校舍佈置一個簡單的告別式，更能體現影片的簡單精神。

洋洋的致詞，堪稱影史經典的獨白，把楊德昌的心聲用最純真的語調說出，從一個孩童口中說出「我也老了」，足見創作者仍舊對世界充滿深情，然而成長是幻滅的開始，洋洋代表著每個人的純真，在與世界發生關係之後，也只得一點一點老去；青春很短，等待長大的時間卻很長。

還記得楊德昌接受法國媒體訪問時，記者問他一個對所有創作者來說，幾乎是永恆而難解的問題：「Pourquoi filmez-vous? 為什麼拍電影？」，不像大多數導演可以口沫橫飛大談創作理念，只記得楊德昌的答案跟問題一樣簡單。

「這樣我就不需要說那麼多話了。」

看了無數遍《一一》之後，真的能體會到他說的，電影讓生命延長了至少三倍！不過我覺得，楊德昌其實沒有魔法，跟大田一樣，他只是記得所有的牌而已。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Honey的戰爭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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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大概都聽過這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過真正看過的人應該不多，尤其是4小時的完整版本。這部楊德昌的電影，依據民國50年左右，轟動社會的新聞事件改編，電影中保留的真實情節不多，倒是自成一格發展為獨立故事，也成為時代背景的縮影。在中影旁的真善美戲院觀賞了修復版，就坐前看到座椅上的中影logo，遙想當初這部電影誕生的種種，在這25年來如是我聞，漸漸變成各種傳說，導演楊德昌斯人已逝，但生者如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早成為全球影迷心中的經典。

永遠記得首次看片，在異鄉求學時的電腦小螢幕上，外頭冰天雪地，片中熱天午後，年少寂寞的小四張震，在昏暗光影中面容模糊，像每個人的青春記憶，隔著一層底片顯影劑；他對夢中情人小明的愛意，卻像顯影作用過久，以致對比過深的影像，異常濃郁。記得當時含糊看完四個小時的電影，只留下整個厚重時代氛圍籠罩的內心謎團，似懂非懂。

這次在大螢幕上看修復版，我的所有感知隨著第一個鏡頭裡的那盞燈，被輕輕一拉，頓時豁然明亮了起來！從前的模模糊糊、混屯與不懂，在4K修復技術中一併被拯救，而細節，這從來沒想過的奢望，也在每顆鏡頭、每個影格中清晰綻放，整個時代就在眼前閃亮。除了中影，熱愛電影的人絕對要感謝Criterion Collection（標準收藏）公司，為修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所做的努力，詳細修復過程可以參照這部化腐朽為神奇的影片，讓人看得雞皮疙瘩。

回到電影本身，面對如此龐大格局的作品，實在難以一言而盡。此次在大螢幕上，強烈感覺到，楊德昌不斷用「光明」與「黑暗」的意象，乃至種種二元的對比，來架構整部電影。除了開場畫面的那盞燈，小四張震遊走在校園與片場，也像出入屬於他的虛實世界，他在片場幹走的那根手電筒，照往漆黑校園，也照亮了青春某種難以言說的狀態。光束下的滑頭泡Miss、打Kiss，相對的，手電筒身後的小四深陷暗處，仍未察覺眼前的那個Miss，未來將引領他進入真正的現實世界。

在那個年代，就讀夜間部宛如置身黑暗，父親希望小四透過自己的努力轉到日間部，如此就能脫離黑暗迎向光明似的。看似小四繼承了父親的理想主義性格，但隨著現實世界的殘酷，白色恐怖的如影隨形，小四逐漸看著父親這理想榜樣的崩塌，也等同他心中理想世界的毀壞。

幸好有Honey，這部電影中我最喜愛的角色。再次觀影之後，我更加確定小四以及Honey是楊德昌自身理想的投射！那種被現實折磨之後，偶有消沉但決不妥協的志氣，自楊德昌的內心世界，繼承到Honey，再到小四身上。可以說，這部電影就是關於這三個老中少年（其實是同個人）的青春消亡紀事，從滿腔對世界的熱情，逐漸平息成一股漠然，如同片尾那卷小貓王錄製給小四的錄音帶，被大人們丟到垃圾桶裡，無人聞問。

以下這段對白，讓人印象深刻無比：

我在台南，無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幾十本武俠小說，後來我叫他們去幫我租最厚的小說來看，其實以前的人，跟我們現在出來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個老包，大家都以為他吃錯藥，我記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翹頭了，而且到處都被放火，他一個人要去堵拿破崙，後來，還是被條子削到。

《戰爭與和平》，其他的武俠書名都不記得，只記得這一本。

說著台詞的Honey，為小公園太保幫的老大，因為女人砍了對手幫派的老大而跑路到台南，回台北後發現自己的幫派早已四分五裂，不過，經過沉潛的Honey，似乎成熟了不少。即使明白小四張震喜歡自己的女友小明，仍寬容大度的對待他。片中身穿海軍制服的Honey，儘管已失勢，卻不失身段與骨氣，舉手投足仍散發身為老大的過人自信與魅力。有趣的是，觀影時不斷被他的聲音吸引，總覺得他的相貌，和這異常從容沉穩的聲線之間，有段令人不解的年齡落差，後來才知道，這聲音是楊德昌自個配音的。有趣的是，Honey鏡頭雖不多，角色卻格外關鍵，自己在片中的遭遇似乎就像他講的這一段台詞，他就是那個大家以為吃錯藥的老包。

而在《戰爭與和平》中，Honey說的老包就是皮埃爾，俄國貴族的私生子。因為繼承了龐大遺產也成為貴族，卻因為戰爭的殘酷，衍生出宿命論，而打算喬裝成農夫刺殺拿破崙，卻不幸失敗，但也因為被俘期間與農夫普拉東的相處中，真正體會到樸實生活的美好。大概就是如此，讓Honey在片中，幾乎就是延續著皮埃爾的心路歷程，看著眷村裡的打打殺殺，你爭我奪，漸漸產生倦意，也才會在演唱會當晚，單槍匹馬的去找外省掛老大山東和談。片中他最後的台詞，也是對山東說的話：

『山東阿，我只怕兩種人，一種，是不怕死的；一種，是不要臉的。你是哪一種阿？你不講阿！你是不講還是不敢講？你大概不是不怕死的那一種吧！我看也是，我看你每天陰沉沉的，不要那麼不開心嘛！有什麼好怕的？』

兩個人並肩走在沒有路燈的路上，很明顯的，山東的確是第二種人，而什麼也不怕，更不怕死的Honey就這麼被滿懷積怨，看似怕死的山東，給害死了。Honey看遍無數戰爭，身經百戰的存活下來，最後終於想要和平時，卻死了。如此這般的事與願違，與皮埃爾的宿命論幾乎不謀而合。這也讓我想到楊德昌的另一部電影《一一》，裡頭婷婷說的話：『為什麼這樣不公平，我又沒做什麼壞事，為什麼這個世界和我們想的不一樣？』

顯而易見的是，這個世界一直就和我們想的不一樣，一向講求精準的楊德昌電影，從來沒有把公平賜予電影中的哪個角色，如同把《戰爭與和平》當武俠書讀的Honey體會到的，沒有真正的和平，且公平也不存在於這個世界，而是在我們的心中。這個世界和我們想的不一樣，但這個世界一直都是一樣的存在著，如同Honey說的：

其實以前的人，跟我們現在出來混的人，真的很像。

我的韓國導演朋友Bora

前天整理硬碟的時候，發現一個資料夾，放著十幾個影像檔，是2013年初時，韓國導演好友Bora來台灣旅行，我帶她去平溪一日遊途中隨手拍的。幾乎要被遺忘的影像，像是擱在內心角落的記憶畫面，偶然想起時彷彿又把你帶回彼時彼刻。

認識Bora的過程很神奇，2010年底左右，莫名的得知Kickstarter這個公眾集資網站，當時仍是非常新穎的平台概念，甫就讀紀錄片電影研究所的我，被一個獨立電影的集資項目吸引，片名叫做The Recorder Exam，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研究所的畢業作品，因缺乏後製費用，希望在Kickstarter募到。

看了預告後驚為天人，講述80年代末的南韓，一個家境清寒的小女孩被家人忽略，想透過學校的直笛考試，重新得到關注與愛，除了成長的主題，也有1988年南韓亟欲透過舉辦漢城奧運來走出國家困境的時代隱喻。我彷彿看見了楊德昌、侯孝賢、是枝裕和那般沈著內斂的影像語言，且富有感情，有別於韓國電影慣有的張狂。看了一下投資門檻，最低只要10美元，名字就能在片尾被特別提及，50美元就可以有導演簽名DVD，以及名字在片尾被特別提及，有收集DVD習慣的我，毫不猶豫的線上刷卡50美金，第一次成為了電影投資人（其實比較像是魏導說的天使..）。同時寫了封email跟導演致意，也就是後來成為朋友的Bora。

之後，我們開始在網路上寫信聊天，聊電影聊創作聊讀電影的種種，發現我們的喜好品味出奇相似，我說在她作品中看見楊德昌、侯孝賢、是枝裕和的模樣，她說他們正好是她最喜歡的幾個導演，她推薦我看李滄東的電影，說是她最喜愛的韓國導演，正巧啓發李滄東拍電影的，就是台灣導演侯孝賢，果然物以類聚。後來她順利籌到了後製費用，畢業作也得到Woodstock Film Festival的學生最佳影片獎，更進到了全美學生奧斯卡的決選名單，也得到全美導演工會的肯定。

後來才華洋溢的Bora回到韓國，我還在愛丁堡拍片，期間她的作品入選台灣兒童影展，她第一次有機會造訪台灣，記得我們還在電郵中惋惜無法見到彼此，感覺這麼近卻又那麼遠，我請了老弟當她地陪，事後她來信分享臺北之旅，念念不忘坐上野狼機車遊臺北的感覺，彷彿親身演過一遍侯孝賢電影「最好的時光」第三段「青春夢」，片中張震就是用野狼機車載著舒淇穿梭臺北。

再後來，我也回到了台灣，Bora開始準備寫她的首部長片劇本。又隔了幾個月，突然2012年底，接到她來信說，要在年初再度造訪台灣，純粹旅行散心。在桃園機場看著她走出海關大門時，有種說不出來的心情，我們像老朋友互開玩笑似的說，好久不見，即使那僅是我們初次見面，卻感覺只是久別重逢。

不像她看似溫柔的外表，Bora有種溫柔而堅定的質地，說話直率不怕得罪人，她說韓國的男生都很怕她的直接，大概在那個十足大男人的國度，堅強獨立有主見的女性總顯得格格不入吧！也難怪「我的野蠻女友」當初會在韓國爆紅，算是韓國女性的反動。提到這部電影，Bora淡淡的說，全智賢是她大學隔壁班的，但不熟。

那幾天我陪著她去了野柳、金瓜石、平溪等等，吃了兩次鼎泰豐，因她對小籠湯包有種莫名狂熱。在野柳的時候，我們隨意在海產店吃簡單的蛋炒飯、海鮮湯和生魚片等，她像容易滿足的孩子那樣，不停對食物讚不絕口。在金瓜石時，我們經過一家蓋在崖邊的咖啡屋，素雅的空間沒有一個客人，僅有喇叭淡淡流瀉的爵士樂，與喧鬧的九份形成對比，老闆像是厭倦城市生活的中年知青，獨自來這隱匿山城找尋理想，他穿著像工匠，衣褲的油漆漬，像畫家剛作完畫似的，渾身有種在自然中勞動的怡然自在。老闆說自己徒手張羅翻新這個原本破舊的老屋，不止煮咖啡，也種菜種花做木工，我們兩人點了他推薦的藍山咖啡，說是自己手工烹煮的，特別香，老闆轉身去廚房煮咖啡後，我和Bora看了對方，兩人不約而同透露出這家咖啡一定好喝的眼神。喝了熱騰騰剛煮好的咖啡，看著窗外靜謐起霧的山城，我們約好以後要在這家咖啡店拍片，故事未知。

期間她特別要求要去平溪，聽說有天燈可放，她想要點燈許願。記得我們坐火車去平溪的那天異常晴朗，有藍天無白雲，我難得帶了單眼相機在身上，有意無意的側錄了些影像，發現Bora雖然是導演，面對鏡頭時卻絲毫不彆扭，十分上相。我們買了一罐台灣啤酒來喝，午時的晴空下坐著觀光客才坐的私人接駁車，一邊小酌吹著涼涼的風，並肩走在平溪線的鐵軌上，天氣好光線美的緣故，拍了不少她的照片。

接近黃昏的時候，我們去放了天燈，看著她思索考慮著天燈的顏色，如寫劇本般認真專注用韓文寫著自己的願望，十足的導演性格。當她手上捧起點燃的天燈，我拿起相機說要幫她記錄下這歷史性的一刻，感覺的出來她真的非常在乎上頭寫的願望，還不准我把照片給別人看，以防願望被別人知道，因我不懂韓語，「You are safe! 」眼帶微笑的她看著我說。看著放手後緩緩飛上雲端的天燈，以及她望著天空期盼的神情，我也在心底默默許下希望她願望能實現的另外一個願望。

後來Bora回韓國後我們好一陣子沒有聯繫，偶有佳節互祝對方平安快樂。直到前天心血來潮，花了一下午把僅有的十幾個影像檔剪接起來，用上所有能用的畫面，配上一首我十分鍾愛的蘇格蘭民謠Leezy Lindsay，當初在蘇格蘭常與朋友聚會時彈吉他一起合唱，是蘇格蘭傳奇詩人Robert Burns寫的詩改編，我找到了一個蘇格蘭大叔自彈自唱的烏克麗麗ukulele版本，作為影片的配樂。

影片完成後我分享給Bora看，感性的她語氣激動的說自己很感動，並透露說其實那次台灣旅行之前，是她人生中最難過消沉的時刻（她特別強調所以臉上有那些痘痘..），不過當時我沒有察覺，她隱藏的很好，這趟旅程改變了很多事，之後她的憂鬱也隨著旅程結束而逐漸消失，一如隱沒在天際線裡冉冉飄搖的天燈，如今的她，內心有著真正的快樂。

事到如今，我依然不知道Bora的天燈上許下了什麼願望，不過我知道，當初我暗自在心中許下的那個願望，似乎實現了。

梁文道：懷念楊德昌

楊德昌走後的第二天，我漫無目的地上網瀏覽關於他的一切，發現大部分來自台灣的即時評論與報道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他和蔡琴的那段婚姻。有的標題聳動，例如〈蔡琴：你怎麼這樣就走了〉和〈楊德昌蔡琴的十年無性婚姻〉，有的乾脆說「楊德昌是負心漢，網友毀譽參半」，就算正派大報也在第一時間的快訊裏用去大半篇幅談他的感情生活。一路看下來，你幾乎全忘記死了的不是第一位為台灣得到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藝術家，而是一個娛樂圈中的多情種。

認識楊德昌，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那年九七，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策劃了「中國旅程」劇展，以一桌兩椅的舞台布置為主題，請來幾位兩岸三地的名導演各自創作一齣短劇。事前大家都沒想到，楊德昌的《九哥與老七》竟然是一眾作品中最有「話劇」感的作品，整齣戲就是兩個黑社會的對話，無論劇本還是舞台調度都精準得無懈可擊，與楊德昌的電影一樣。

當時身任總策劃的榮念曾分身不暇，於是叫我排演他自己的作品《這是一張椅子》，掛個執行導演的銜頭，因此我就有機會天天和楊德昌聊天了。楊德昌的作品雖以冷峻疏離著稱，他本人卻相當和藹，儘管話不多，但只要說到感興趣的題目，就會非常投入。記得有一回我們在地鐵上談起村上春樹與王家衛，過了好幾個站才發現大家都忘了下車。

那時我還是個小鬼，衝動反叛，大概楊德昌對這樣的年輕人特別寬容友善。有一次上他家聊天，幾個大朋友都喝軟飲，只有我要喝酒，於是他放下了茶杯，拿出啤酒對我說：「那我也陪你喝酒吧。來！乾一杯」。直到今天，我還深深記得他握著酒杯雙眼眯成一線的笑容。看見現在媒體上關於他的那些新聞，想起他的笑容，我就特別特別難過。

如今你走進台北隨便一家DVD出租店，要找全他的作品是很困難的；即便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影音光碟專賣店，也不容易發現他的電影。再看一些網友的留言，居然有人說他「還不是那幫四、五年級的老鬼，有甚麼了不起？」。更多的意見則是「他的東西太沉悶，根本看不懂」。

台灣不欣賞楊德昌，看來楊德昌也不見得喜歡台灣。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心目中他一生的巔峰之作《一一》，除了一場特別放映，就從未在台灣正式發行過，連DVD都沒有，原因是楊德昌自己不願意。他不喜歡台灣的電影產業體制，也不滿意政府對電影的冷淡，更討厭所謂的娛樂圈。

早年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兩根標桿分別是楊德昌與侯孝賢，觀眾也分成了擁楊派與擁侯派。喜歡侯孝賢的會說楊太過冷酷，不如侯的悲天憫人擁抱鄉土；喜歡楊的則稱他好就好在拍出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無情與疏離。事後看來，這種區分顯然是太粗糙了，侯孝賢並非「鄉土」二字可以概括，而楊德昌也不盡是冰冷抽離。

但是楊德昌對於台灣式的「鄉土」又的確是有距離的。很多年前，他曾經介紹我看一篇論文，談的是納粹反猶意識的根源，那篇論文的作者把問題追溯到納粹支持者的「鄉土情結」上，指出他們特別執迷地崇拜大地與浪漫化的農村圖像，覺得鄉土代表了有根、踏實和傳統，是值得大家熱愛甚至犧牲生命的。與此相反，寄居城市的猶太人則被視為無根、漂泊、狡詐而多變的他者。

當時台灣文化上的鄉土情結開始被納入了政治措辭的範疇，我們目睹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本土論述，飲食是台灣的好，藝術是台灣的妙，連哲學也有人提倡「台灣哲學」的說法了。終於到了一個地步，只要誰不喜歡台灣本土自生的東西，只要誰否定台灣鄉土的純樸不變、肯定台北都會的駁雜不純，誰就是不愛台灣；而誰不愛台灣，誰就是人民的公敵了。終於，前國民黨主席連戰也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跪在地上親吻土地，彷彿這才證明了國民黨不是「外來政權」，這才表示他真是愛台灣的。

愛台灣愛得泛濫之後，就連「愛」也變得虛無可疑。幾年之間，台灣成了一個落花流水皆有情的小天堂。每個政客都像瓊瑤小說裏的角色，人人愛不離口，總是充滿激情，偶而還要淚灑廟堂。打開那些厚得像本小書的CD封套，你會發現許多歌星錄每一首歌都有說不盡的心事；為了表示這是真的，他們還要用筆親白寫出那些感人的心情。至於媒體，八卦的盛行就最能說明這種近乎農村鄉愿的濫情風氣。沒人關心楊德昌的運鏡方式，大家只知道他拋棄了蔡琴。楊德昌也真不識相，用《麻將》狠狠刺穿了這一切，告訴大家所謂的愛無非盡是計算，而城市的功利無情早已吞噬了大家天天掛在嘴上的鄉土淳美。

台灣文化的感覺結構越是直白粗淺，楊德昌的作品就越是顯得低沉晦澀。我想他很不喜歡台灣電影工業的產銷模式。新片上映，男女主角一定要有緋聞嗎？導演一定要去接受那些低智的電視採訪，甚至滿嘴「胡哥」「吳哥」地和主持人玩一些辱人的遊戲嗎？

曾經，他以為放棄電影、改行漫畫，就是一條出路。到底漫畫是門手工業吧，何況這是他自幼就有的興趣(他還藏有手塚治虫的全集)。可惜連漫畫，台灣人也接受不了楊德昌口味的漫畫。

除了內行，一般觀眾都不大喜歡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固然也是票房毒藥，可至少大家還會帶著刻板的印象，覺得他是「我們台灣人的導演」。而楊德昌，他鏡頭下的台灣幾乎從未美化過；對於台灣的一切，他總是批判。不愛台灣，你就不是台灣人。

楊德昌真的不愛台灣嗎？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貓王去探視獄中的小四，留下了一卷錄音帶，裏頭錄了他們最喜歡的貓王歌曲《更明亮的一個夏日》。小貓王還在帶裏告訴小四，貓王終於回信給他們這幫小粉絲了，說他「很高興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島上也有人喜歡他的歌」。要有多深的情感，才寫得出這麼一句沉重而荒謬的句子？更令人絕望的是，小四根本不知道小貓王來過，也不知道這卷錄音帶的存在，因為獄卒擋住了小貓王，還隨手把他留下來的帶子丟進了垃圾筒。

【此文作者為香港知名文化人：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