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的時候我話多，上課時總是喜歡和左鄰右舍談天說地，在那個男女份際還很互斥的時代，女生都因為我的長舌而倍感親切，我比較不像是所謂的敵人，也就是臭男生們，反倒像是好姐妹，不過當然不是娘的那一種。
這也難怪我國小是領群育獎畢業。
雖然當時話多，倒也忘了都談些什麼內容，畢竟是十歲左右的年紀，聊天像是午後放學前在操場看到的彩虹，有一種無法言喻的美，很真實但其實很虛幻。
年紀稍微大了些，來到青春叛逆期，自然而然的，披上反叛色彩的我，話少得不得了。能點頭搖頭，絕對懶得從嘴裡多吐一個字，因此，聊天對我來說像是一種浪費，我不需要被了解、也常因此被誤解。那段時期開始，一到學校，身體的功能只剩眼睛，靜靜得坐在座位上，冷眼旁觀似的看著周遭世界，偏偏又是單眼皮的關係，悶不吭聲的在角落，像頭豹，令人毛骨悚然。
國中畢業，我沒得任何獎，考高中還重考。
也許是從國中開始累積，對世界漠不關心的態度自始至終多少會不經意的寫在臉上，從高中開始，我雖然稍微願意講些話，但深入談話的次數，一隻手數得出來。我逐漸演化成為一個傾聽者，自己的喜怒哀樂像是微風，存在但無法親眼查覺，我也習慣以觀察者的姿態在心中默默獨自行走。高中生活雖然叛逆餘溫尚存，看似多采多姿，但其實我總覺得缺少了甚麼，心底總是像被壓在水中的浮板，隱隱約約想往上衝，唯獨被紮實得壓著，索性只能在下頭顫抖。
高中生活結束，我沒有絲毫眷戀的走出校門。
進入大學，像脫了手的風箏，我直覺似的又像回到國小，心是敞開的，縱使仍舊稱不上一個話多的人。不過我越來越懂得享受與人交談的樂趣，尤其是頻率相同的人們。我開始主動打屁、言不及義，偶爾又適時表現關心，我的心是敞開的，嘴巴也是。
我感到無比的自在，以及前所未有的快樂。
大學同濟間最頻繁的社交活動就是聊天，於是從前我身為傾聽者累積的東西，一股腦兒的轉化為動力，以及設身處地為對方設想的資產。有時候晚上坐在輔大校園，星空下一群人圍著聊天吃滷味，大學生之間的閒話家常在現在看來，竟然有一種當時不自覺但確實很美好的氛圍，當時覺得夜夜漫長，聊著20歲左右的無謂生活、對於未來的憧憬、愛情習題、瑣碎的屬於大學生的自由，無論深入還是淺顯，我們不怕沒有明天。
年輕真好。
當兵後，對話內容又變得狗屁倒灶了起來。能閒聊是種幸福，當然必須刻不容緩的堆建出讓自己即時開心的話題。所以這個時期，與朋友聊天都是較為接近直覺本能反應的題材，無需浪費太多時間，馬上就能開心好一會。簡單的說，拉擂是生命的註解，我們享受純粹生物本能的投射，太具體的事物，不談。
然而，真正享受到與朋友談話的樂趣，是在來到英國前後(之前與大學死黨每周的網球兄弟會開始)。
這裡有著被語言困住的玻璃帷幕，生活在其中，即使熟門熟路，也常莫名其妙的感到無力，無論怎麼走總是會不小心碰壁。但這個年紀，特別是異鄉的疏離感更加讓我自己不斷思考、體驗各種情緒，也盡情解讀各種人際間的微妙之處。懂的事情多了、體會深了，在與朋友對談時，描述的字眼也更精準、抽象的概念也能被更清晰的表達方式傳遞出去。
更棒的是，以往沒人願意跟你談論的「死硬」東西，如藝術電影、哲學概念(這裡指得是對於生命的體驗而非學派理論)、理想、各自對不同事物的看法，這些讓我很理直氣壯表達個人意見的話題，都能很輕易且以不難為情的方式大聲告訴對方，重點是，無論用何種語言、彼此交情熟稔程度，對方通常都能瞭解你想表達的；你也能了解對方想表達的。
即使彼此可能不同意對方的觀點。
這讓一直害怕長大的我，逐漸喜歡長大這件事。
因此，在英國縱使休閒活動選項不多，但一下課我總是想往朋友家跑，一起煮菜一起坐著聊天，假日前夕就買瓶不太烈的紅酒或白酒，或者是啤酒，一坐到餐桌前就開始把時鐘當作裝飾品般的聊，隔著一張桌子的距離，也許討論理想的教育方式、也許討論台灣的詬病或者美好之處、討論著蘇建和案的來龍去脈、或者氣概萬千的說著自己的情史與遺憾。
許多美好的片刻像餐桌上未被抹盡的水珠，搖搖晃晃的把許多隻字片語包裹起來，在我口沫橫飛的同時，凝結成這個回憶裡最具代表性的快樂來源。
我實在不確定科學家是否已經證實了「吃巧克力會變得比較快樂」這件傳言。但至少往往沒吃巧克力的時候，我也會因為之前與朋友的深夜對談而感到一種莫
名的亢奮。
因此，即使嘴裡沒有吃巧克力後殘留的甜味，但心裡往往已經甜得幾乎要融化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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